我 的 母 亲
母亲已去世两周年，我的悲伤已慢慢愈合，但有一种感觉却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对母亲的眷恋之情，这情感也许早前就有，只不过被悲痛所覆盖。我常梦见母亲，梦中母亲的容颜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亲切，醒后觉得一切都似在昨天。
母亲去世时才62岁，62岁正是一个宠着孙辈们，享天伦之乐的年纪，母亲却放弃了，那时我的女儿才两岁，侄儿八岁。我的女儿很长时间一直认为奶奶在医院里治病，好了就可以回家。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早晨，那是2003年正月刚完的第一个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特别白亮，空气好像很稀薄，周围的噪声减弱了许多，我能听到自己耳膜的跳动。母亲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奄奄一息，挂着维持液，插着输氧管，被抬上了救护车。手术失败，医生答应父亲的要求给母亲留口气送回家中，好让母亲魂归故里。
我知道母亲是在回家途中咽气的，车刚跑出海口不远我发现有一刻母亲那紧锁的面容忽然舒展了，嘴角露出一丝短暂安祥的微笑，象个熟睡在酣梦中的孩子。我知道那一刻母亲的灵魂离开了给她带来艰痛的躯体，飘到自由的空中了。我没和父亲说，后来也没和父亲说，针水和氧气继续输送着，一直到家里。
给母亲净身换衣时，母亲腋上的两个手术伤口还在渗血，那殷红的血液就象是从我心头滴出，阵阵绞痛，亲眼看着母亲生命殆尽，使我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母亲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泪水滂沱。
当天下午父亲托人找坟地，说远点没关系只要让母亲躺得舒服点就成，她劳苦了一辈子。按当地的风俗选好吉时，母亲第二天下午就出殡了。出殡的那天早上，村子里偶尔传来阵阵的鞭炮声，这是我才想起当天是“按鼠丁”日，当地的风俗男孩满五虚岁时都要在这个时间里举行拜孔子仪式。我突然想起母亲也正是在五年前的今天发病的，整整五年时间，人们习惯把五、十当一个周期，难道这病痛的五年是命运冥冥中给母亲注定的了。在这五年里，母亲从突然脑血栓病发作瘫痪在床，到跚跚走步，我不止一次设想过母亲就这样老了、病情恶化后躺在床上让我们侍侯的情景，可母亲却这样突然病一复发就走了，不给我们半点准备，这正随她心愿，她一直都是这样不愿意麻烦、拖累我们。
给母亲整理遗物时，发现给母亲买的许多衣服母亲都没动过，每次给母亲买衣服她都责怪我们乱花钱。触目伤怀眼泪止不住又流出来。
母亲年少时赶上了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读上了书，读到了高小，（等于现在初中）。因为有文化、人品好，毕业后被生产大队选中送到县里学医，回来后在家乡当了一名赤脚医生。这职业在当时很受人尊重，我还记得小时候的一篇课文里“赤脚医生好阿姨，贫下中农欢迎你”的句子。后来母亲嫁到我们家，父亲是教书匠，当时的社会地位是“臭老九”，常年在外乡教书，家里剩下年迈的寡母和小妹。从此母亲这风光背后褡上了巨大的包袱。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奶奶早已过世，姑姑外嫁，父亲带着哥哥在外乡教书，母亲每天象上了发条似的忙个不停，一个人既要照顾家，又要当“好阿姨”。每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就起床，赶着煮饭、挑水、喂猪、洗衣、打理自留地，柴火缺时还要上山打柴。常常是活没忙完早饭还没顾上吃已有患者家属就找上门了，母亲匆匆扒口饭就背上药箱出门了。中午饭没个准，饭菜是早上留的，匆匆回来吃点饭喂完猪，有时隔两三天还得赶到自留地里打些猪菜回来，接着又背着药箱出门了。晚上回来很晚，常常是上了灯以后，回来后又要做饭、喂猪、喂鸡、打水等。我还记得，经常傍晚时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了，我守着豆大的油灯，孤独地坐在灶屋门口哭泣着等母亲回来，还要提防那两头和我同样饿得嗷嗷叫的小猪窜进来，等母亲终于回来时，我也倚着门框打瞌睡了。夜里也常常得不到安宁，半夜也有病人家属找上门，母亲总是不管天多黑，背上药箱就出门。全大队有十几个村子，方圆三四十里，母亲几乎每天都要走一遍，不论严寒酷暑风吹雨打。我们家除了父亲是吃公粮的，母亲和我们兄弟是生产队社员，都要靠挣工分分粮食，每到农忙季节时，母亲还要挤出时间来参加生产队劳动，以便减少交生产队超支款。很多时候母亲实在忙不过来了，父亲又脱不了身，只好请外婆过来帮忙。
我幼年的时光一半是在母亲背上,一半是在外婆家渡过的。哥哥的幼年还赶上了奶奶的恩宠，到我时由于没有人照顾，母亲只好背着我走乡串户，走到哪里我饿了就停下来给我喂奶，我就在母亲背上睡着拉着闹着。到我大一点点能吃辅食后，母亲送我到了外婆家，怕我饿着母亲每天行医时总要抽空多走几里路去给我喂几回奶。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其实我也不愿意在自己家，因为我不愿看见生产队的队员在分农作物时歧视的目光，不愿意每天傍晚孤独的等待母亲归来。
父亲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从外乡调回家乡的学校，有了父亲的帮手，照理母亲该轻松一些了，不久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我家也分到了十几亩的水田和坡地，父亲上班的时间较固定，农事家事还得母亲一一操劳，母亲的担子更重了，即要行医又要忙承包地，放养耕牛，天天还是早出晚归，农忙时更是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母亲有时会发些牢骚，可从来没有放弃土地的念头，她认为土地是农民之本，生活在农村就是农民，那些地母亲就一直耕种着，到后来她病重得不能下地耕种不能挑担子了，才让出一部分给别人，其他的只好请别人帮忙，好在母亲人缘好。一直到哥哥和我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有工作了,母亲才把地全部土地让出去，那时候母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了。
母亲勤劳、精细会持家，在我们兄弟出生不久，父亲和母亲商量得给我们准备盖房子，他们认为给我们盖房子于备将来取媳妇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于他们来说盖房子是一个艰巨的工程，那时父亲的工资才二十多块，母亲以工代农没有工资。父亲把工资分成两半，一半存起来买木材，一半交给母亲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和交付给生产队的超支费，因为我和哥哥是农业人口，吃生产的粮食而又出不了工，所以年年都超支。虽然生活过得拮据，但有了母亲的精打细算一家人过的还是稳稳当当的。为了给我们兄弟加营养，我们小时还常常喝到牛奶，这在当时农村是罕有的，而且几乎每星期都有点肉给我们改善伙食。母亲在我们兄弟的生活上花费是奢侈的，而对自己却是省之又省，记得那时母亲为了早上能按时起床一直想买个闹钟，可掂来掂去母亲还是宁愿每天早上提心吊胆竖着耳朵听公鸡打鸣的遍数也不愿花费买闹钟。母亲还是个饲养家畜的好手，经常是全村的家畜都得瘟疫死光了，而我家的还是年年丰收。有一年我们家还养出一头重达1000斤的肥猪，名扬全乡。养家畜成了我们家一笔不少的收入。盖房子备材料是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本来盖房子是那男人的事，但由于父亲没有兄弟，母亲就成了父亲唯一帮手，买材料搬运材料等等。我们家没有什么钱，每次买材料只好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购买，搬回来后集中储存起来。有时为了买到好的木材母亲和父亲走到二十多公里外乡购买，买好后两人又用肩膀扛回来，瘦小的父母扛着二三百来斤的木材走二十多公里，辛苦可想而知。木材扛回来后又挖泥坑把他们掩埋起来，以免以后长蛀虫。就这样，他们足足准备了十多年，才把房子盖起来，可谓呕心沥血。
母亲因长年劳累过早就积劳生疾，上世纪七十年代得了胃出血，八四年患上风湿性心脏病，心脏病就一直伴随着她断断续续的发作，终日药不离身，九七年又得了脑血栓，从此拉下了半身不遂语言功能障碍。记得有一次母亲心脏病复发得比较重住了院，父亲也因焦虑过度病倒住院了，前景莫测，母亲甚至和父亲商量好放弃治疗回家，省下钱来让我们兄弟继续学业，他们把家里每一分钱都已经计划好了，不能因治病让我们哥俩失学。那几年家里有一种压抑的气氛笼罩着，母亲连简单的家务都不能动，一动就心慌气喘，父亲也有脊椎病，家里挑水打柴种地都是邻居帮忙，可母亲和父亲仍不让我们兄弟辍学，他们认为我们兄弟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山村，出人头地。一直到1992年大哥大学毕业，1994年我大学毕业，都在海口找到单位，那种气氛才烟消云散。母亲把家里的耕地全部让出去，但仍放不下她的药箱，她已经把行医当成了一种责任。
大哥在海口稳定以后多次让母亲到海口来好好看看病，母亲都不同意，她丢不下家，放不下药箱。1997年3月，潜伏在母亲身体的病魔突然爆发了，那天早上母亲还象往日一样背着药箱到了卫生所，九时多时母亲突然晕倒在地，父亲和几个乡亲手忙手脚乱把母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当天大哥又要辆车把母亲接到了省人民医院，经诊断是母亲由于长期的心脏病脱落的栓子顺着血管流动，流到脑部后引发的脑栓塞。入院后的第三天又并发脑出血，病情十分危机，经医生极力抢救母亲才得于脱险。母亲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病还是给母亲留下了后遗症，右半身不遂，语言障碍。
奔波了大半辈子，一下子闲下来还要让别人照顾了，巨大的反差使母亲感到无所适应，她还因帮不上我们的忙感到自责。她不愿意住在海口，不愿意给我们负担，让父亲把她送回乡下，但为了治病和便于照顾她，我们还是劝说把她留住了。城里没有母亲亲戚朋友熟人，加上语言沟通困难，母亲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母亲显得格外孤单，有时她倚在窗口，望着街上忙碌的人群发呆，她想家了，她渴望像健康的人一样，那眼神看了让人心酸。
母亲对康复还是充满信心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多走步锻炼。刚出院时由我们扶着走，没多久慢慢的她自己能走了，整天就在大哥那八十多平米的家里扶着墙从客厅走到卧室，又从卧室走出客厅来回不停的走着。很快她学会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走出户外，一年后母亲能扶着扶手从八楼上下楼梯了，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母亲对这样的康复速度似乎觉得太慢，每天除了吃饭和休息时间外，她要做的事就是驻着拐杖在院里蹒跚地走步，从不间断，很多人见了无不感慨母亲的乐观坚强。偶尔她也有灰心的时候，有时母亲跟我们说又做梦了，梦里她背着药箱在乡间的路上走得很远很远，说着她叹口气，泪水流了下来，很气恼的拍打那条失去知觉的腿。
为了治好母亲的病，我们全家动用所有的关系，找良医，抓偏方，有时甚至求神拜。母亲看在眼里很过意不去，常常阻拦我们不要浪费钱财，有时甚至以不吃药来威胁，我们就骗她说我们和医生的关系很好药很便宜等，母亲也只好半信半疑相信了。
年复一年，母亲的康复到生活自理的程度后似乎就再没有进展了。渐渐的我们也失去了信心和麻木了，对母亲的病关心也少了，母亲一点都不在意，每天仍然不停的走着，母亲也许早就失去了信心，只是她坐不住而已，她一直都这样闲不住的人。于是母亲就在海口住一阵又回乡住一阵，我们也由了她，只要她高兴。我们都认为母亲的病就这样了，母亲就这样平静的度过她的晚年了。
2003年春节我们在家乡度过，回海口那天母亲突然提出要和我们一块上，母亲从来没有这样主动提出过，但由于大哥的车太挤了，我们都要赶回上班，就跟母亲说正月十五再回来接，到正月十五时大哥因为忙赶不回来，我一个人搭公共汽车会来陪父亲母亲过完元宵，临走时只好再次跟母亲约到清明节，母亲没有一点责怪我们意思，还是毫不在乎地答应了。母亲出事后我才想起那时是不是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也许那天我改坐公交车让母亲坐大哥的车上来，或者元宵第二天我背着母亲去搭公交车上来，母亲病倒时立即送到医院，不耽误那么多的抢救时间也许母亲就得救了，回想起真是后悔不已。
2003年3月28日早上，我正在工地上班，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是母亲病倒了，十分危急。火忙火燎和大哥到省人民医院叫了部120车赶回老家，赶到时县里120车已经到了，县里的医生认为已经没有挽救的必要了，劝父亲别浪费钱财，并协助父亲把母亲从父亲居住的小学拉回到我们老屋，按时俗老人去世都要在自家的教厅里送终。母亲躺在凉席上喘着粗气，嘴里吐白沫，昏迷不醒，省里的医生检查后说渺茫了，征求我们的意见，父亲已经六神无主，大哥和我说有一点希望也得救，于是把母亲抬上救护车送往省城医院，中午时到了省医院住进重病观察室。经诊断是脑栓塞复发，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十分危险。当时我想母亲的生命是顽强的，许许多多的磨难都经历了，这一回母亲一定能挺过来。可情况并非我想象，当晚出现肺部感染，第二天尿毒症并发，医生下了最后通牒：血透手术是最后的选择，但由于母亲同时患有脑栓塞、心脏病，身体虚弱，手术成功率很低，而且费用高昂。问我们要不要作。不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生命的消浙而无助，大哥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名，当晚母亲推进了ICU室。那一夜我守在门口，默默的祈祷。
然而无论我们咱么挽留母亲还是走了，母亲生命的最后五年受尽病痛的煎熬，不留一句话就走了，而这五年也正是她的儿子刚有能力让她享受幸福的时候，她却感受不到。母亲啊!你可知道前年你儿子买房时特选了第二层，地板专门铺了防滑地砖，让你生活方便，并准备过完正月再粗装一遍就搬过去了，可是您却不需要这些了。
古人把母亲比喻春蚕，我认为在我母亲身上是恰当不过的。母亲那勤劳善良的品德、坚韧的性格是我一生的宝藏。
初稿于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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