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的极好。可惜不知道作者是谁。是一个在耶鲁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后的朋友传给我的，让我在国内的网上发发，换点积分。没啥别的意思。
就小弟我个人而言，这篇文章就是论事，有王干或是李建军的笔锋。大伙瞅好了顶顶，给我那朋友一个面子。
写出这样惹眼的文章标题不是我的本意，我不想卷入这些是是非非曲曲折折的所谓“80后文学”纷争之中，想想也累，吃饱了寻开心不是我的嗜好。我不想让别人说我也参与进了文坛竞短争长的大军之中，本来写了关于韩寒和郭敬明的文字就准备收墨，可是又感觉出遗憾，亦是意犹未尽。前几日读明朝无名氏所著《渔樵闲话》，偶尔发现这么一句话，颇有同感：“为利图名如燕雀营巢，争长争短如虎狼竞食”。的确如此，现今文坛上辱骂声不断，正如虎狼相争，目的无非就是唯名利是图。人家古人写了这么好的作品都不想留下名字，看来真是超凡脱俗了，这种淡薄名利的骨风，可谓是大家风范。想了想决定放弃，我本不想争什么名利。而现在，我依然不为什么名利，我只是有些发自内心的话要说，压抑了几日，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这些浅薄的文字，全当作自私的宣泄。
不知道是谁提出了“80后”这么个词汇，好象是作家春树吧，她在北京一家大学座谈时坦言，自己在四年前提出了这个说法。我对“80后”的概念认识不多，不是很清楚“80后”是个嘛玩意儿，只是略有耳闻，我想，“80后”大概就是80年代以后的意思吧，当然有所指了，“80后”成为一种现象，一个商业品牌，一批80年代后的作家的一面旗帜。
无论是怎样的无关紧要，我关注的是“80后”这批作家，具体到人，关注的是他们内在的东西。
近日读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本书，不禁让我惊愕，我吃惊于编著者的耐心和细心，好像他们对是中的这些少年作家了如指掌，包括他们的心理活动都能熟知无遗。在网络上看到对这本书这样的介绍：《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的酷评文集中，韩寒、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春树等十位“80后”作家被挨个“骂”了个遍，其中郭敬明被批为“文学王国里的小太监”，韩寒被批评为“一把破损的旧钥匙”，春树更被讥讽为“性、谎言和没脑袋。”此书除了对十个少年作家或作品肤浅的分析和批评之外，似乎还有些“文痞”的作风，不但批评了作品，还夹带着些许对他们人身的攻击。像这样对事又对人的针对性很强的言论怎么能谈得上公正呢？
我不会听信一些作者或自称什么“80后著名写手”和什么“80后领军人物”、“著名批评家”等等的对一些优秀作家的攻击言论，我认为那只是练笔的碎墨，不值得一提。
我擦亮自己的眼睛，就是为了正视这些新人文学。
一堆文字垃圾编织成的绣花枕头
看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才知道，它不过就是一本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让人看了后反胃甚至恶心。
这本书被媒体称之为“酷评”，真的不知道“酷评”二字是何意，查了词典也不见踪迹。现今这两字如此风靡，想必是新词汇吧。按照毛里斯·克兰斯顿在《论自由》一书中的说法，界定术语有两种方法，一是设定性的(stipulative)，二是词典性的(lexicographical)。对此评论家李建军在他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指出“‘酷评’的词典性定义是没有的，而设定性的解释似乎也较少见到；它的模模糊糊的被普遍接受的内涵似乎是指一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动机不纯、效果不好的批评。而目前的趋势甚至是，人们往往倾向于把所有尖锐地指出问题和剖析问题的否定性批评，一概不加区别地称之为‘酷评’。这种倾向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仅会误导读者，而且很容易挫伤那些有个性负责任的批评家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很不利于形成健康的批评风气。”还有，就“酷”（Cool）这个从国外引进的字，如今已经被演化成现今人们的口头语了。就如网络上如今很流行很时尚的“BT”这个新词语一样，并不是“BitTorrent协议”（使用诸如BitComet的软件就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下载你想要下载的一切东西），起初我还以为“BT”就是“BitTorrent”的简称，可后来发现在不少地方出现的“BT”竟然和“BitTorrent”毫无瓜葛，它的意思为“变态”，是拼音“biantai”的简写。基于此，好多媒体似乎把“酷评”理解为“最好的评论”或者“炫酷的评论”，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权威就无从靠证了。“酷评”似乎比不知羞耻地巴结“领导”还可耻，比丧心病狂地搞腐败还可恶，因为“酷评家”的动机全在“自炒”，而其动作亦纯为“攻击”，总之，“酷评”二字，几乎就意味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道德弱点，最起码，《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最好的评论”或者“炫酷的评论”。
如果不是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换成作家出版社出版，那更会让我感到此书臭不可闻。中国戏剧出版社能出什么样的书？我常常见到街头上的一些专供中学生看的“口袋书”，诸如什么“男孩”、“女孩”、“花季”、“心动”的系列丛书，有几家就出自这家出版社，话说明了就没意思了，总之，这家出版社就是现在不少书商或文化公司私自运作图书生意的一大平台，不论什么垃圾书，都少不了这家出版社的名号。
如此依靠这些二渠道书商们供养着的出版社，想必已经是满身铜臭。《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种书除了满足书商赚钱的野心外，恐怕难以找出它的价值，更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也难怪，这年头被名缰利锁的人多了去了，能在少年作家身上做文章，对于一些书商也好，出版社也好，无疑是一个商机。司马昭之心谁人不知，书商可以给撰写者一些丰厚的金子，再给他们制定出提纲，要炮制出一些这样昧心的文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於人，则制於人，制於人则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禄焉，”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得了好处自然要卖乖了，洋洋洒洒几千字，墨水如唾沫星子般的乱溅，东拉西扯，就是再完美的作品，他们也能挑出一两个不是出来。这样的书自然有市场，热爱少年作家们的读者自然会花钱来看看：我们的偶像或我们喜欢的作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批判他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批判他们，只是觉得就这个书名都了不得，杀气腾腾，无不让人心惊，很容易让我想起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的《十批判书》和前几年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无论从策划选题、书名还是到语调、风格、结构等等都毫无保留地模仿当年《十作家批判书》，这样一本打着“80后批评80后”的牌子作秀的书，不免有点戏剧性色彩。
为什么用“批判”而不用“批评”这个词呢？这大概就是策划者的高明之处了，书名不抢眼怎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用“批判”当然要比用“批评”有力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天下没有完人，鲁迅也有失误。但有人的失误在治学的范围，有人的失误在做人的范围。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误而引起治学的失误。人做错了事或犯下了罪才会被批判，而我们这十个青春健康的少年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犯了什么罪就要接受批判？再说了，即便他们做错了事也不至于批判吧？我担心，如果搁在文革时期，这十个娃娃可就惨了，也许书名也要换了，不叫《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而叫《十少年作家审判书》了！真是让人感觉到人性的圆滑和世故，狡诈和阴险。
真没想到，现在的娃娃作者也有了“批判”的能力。当代文学评论家的著作我看得不少，就是真正的评论家也只是批评，也从未大言不惭地扬言批判。上海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曾经说过：“作为批评家，应当义不容辞地指出次品、废品和赝品，免使它们混淆人们耳目，也为后来的文学史家的研究减少若干多余的材料。当然，这项工作是艰巨和严谨的，不能信口雌黄，指鹿为马。”而商业化的“骂派批评”恰好存在着“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某种缺陷。《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的作者们不仅仅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简直就是胡言乱语，欺骗了读者眼睛。这些作者们在策划者的营运下，在赚了够钱的同时还捞得了“80后批评家”的美名。
该书责编黄海龙说，“《 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以生猛的文风、清醒的文学认识对韩寒、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春树、孙睿、小饭、蒋峰、胡坚、张佳玮等十个“80后”当红作家和作品进行了集中批判。”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文风生猛在哪里，除了如绣花枕头般的文字外，再就是油腔滑调的一大通废话，并且都是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本找不到一丝实质性的东西。清醒的文学认识又在哪里？搞了这么久的文字工作，也出版过不少著作，我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只是凤毛麟角，沧海一粟，且不敢妄言“清醒的文学认识”，真不知道这个`先生说这番话脸红了没有。当然，卖瓜的王婆尚且知道自夸一番，何况是一个从事图书出版的编辑呢？
中国评论界自王朔开辟了辱骂的先河后，文学批评逐渐转型为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狗咬狗”的文学批评模式，凡是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不吹则骂，吹牛皮的吹破了天，辱骂人的骂遍了街。此后，似乎王朔的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倒成了一些批评家或作者的至理名言，仿佛“流氓”成了“英雄”，一时间，蹿出来许多高举着长矛的人，见不顺眼的就乱捅一气，而且话也越来越难听，辱骂文章时夹带着作者一起辱骂，搞的文学批评界乌烟瘴气。而今来了更胆大的角儿，几个小作者被几个唯利是图者戴上“80后批评家”桂冠后，便得意忘形了，手里拿着个火柴头，却舞得跟个丈八长矛似的！亦然抱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对刚刚出类拔萃的几个文学新人大放獗词，叫骂的不亦乐乎。
骂脏话谁不会？那些街头流氓难道不比你们骂的有水准？这不但是人身攻击，更确切地说是在亵渎文学，污染中国的文学评论环境。什么“旧钥匙”、“小太监”、“没脑袋”……这一个个令人乍舌的绰号被戴在了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人的头上。韩寒的作品究竟怎样才不是“旧钥匙”呢？我思量着大概是说，如果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通稿2003》等作品要写在建国初期那就应该算是一把“新钥匙”了吧？这位作者的意思是，在《三重门》等作品之前，已经有了抨击中国教育制度的文章了，韩寒不过是嚼了一回剩菜。想想这是何等滑稽，每一部作品都有它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主体反映，在看一部作品时，作品的主旨并不是评价好与坏的惟一标准。韩寒的一把“旧钥匙”如何赢得了众多读者，为何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形成了“韩寒现象”？把郭敬明侮辱成“小太监”更是让人不可思议，真的不知道“小太监”这个词和郭敬明的作品有什么必然联系。这就是对郭敬明的诽谤和人格污辱，就是搬上法庭也逃脱不了故意人身攻击的罪名。这样放肆的侮辱他人，真是让人心痛，同时也为我们的知识界担忧，说不准哪天会出现更多不堪入目的侮辱之辞赫然出现在我们国家正规的书刊上。说春树“谎言”、“没脑袋”更是让人云里雾里，难道春树改写纪实作品才算是不谎言吗？小说里的情节和故事内容是可以虚构的，小说创作不是新闻采写，没有任何方面规定，文学作品必须要实事求是。春树有没有脑袋这和她的作品有什么联系？她怎么就没脑袋了？不知道春树怎样写才会显得“有脑袋”，才会称得上是佳作，才会挑不出一根骨头。“流氓批评学”乃是“欺诈性”、“劣质性”、“诽谤性”语境的产物，是一种其性质、特征及内部样相依然有待进一步认清和揭示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流派。“流氓”批评家的武器是“口水”。他“仇恨”一切。他通过诅咒“放荡”，“体验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他透过“情欲”的孔道观察世界，把一切纯洁与高尚的东西，都变成了长舌妇的谈资和流言家的消费性话题。他的事业一时还不会寂寞，因为这个时代用以区别真实与虚假、高雅与卑俗的尺度与标准已经非常模糊，留待“流氓”“崛起”的空间和舞台依然很大，很大。
其实看来看去，写这篇批评文章的作者月千川才真的是满口谎言，而且显得很没有脑袋。满纸胡言乱语，显得很幼稚很虚伪。月千川解释说，“本来那不是标题，被编辑改过了。我的主体文章还是很伟岸的。”他表示，《文学小太监》一文虽然题目有些噱头，但是文章内容还是相当伟岸和正统的，“并无人身攻击行为”。很少见到这样滑稽的言辞，他不但把自己的责任推的干干紧紧，而且还告诉人们，他的文章很“伟岸”很“正统”，用词和他吹牛皮一样不假思索。“我们是严肃的文学批评，我们没有人身攻击。” 、“我国平庸、干瘪、浮夸的文学评论充斥已久”、“激烈的文学批判是激活文学生力的兴奋剂”、“‘80后’文学浪潮中，媒体的追捧和商业的刺激促生了许多‘文学泡沫’”、“他们借文学的名义发青春的横财，霸占着青春文坛的话语权，而激烈的文学批评就是为了击碎某些顽强的泡沫”。这几句话真正反映出了他的内心所想的本质，言语中似乎透露出只有他们才能使这些“80后”作家茁壮成长起来，只有他们才能拯救中国文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文学霸权，按月千川的原话说目的就是要“争夺话语权”。诸如强加在这些少年作家头上的“旧钥匙”、“小太监”、“没脑袋”等绰号，也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吗？也是没有人身攻击吗？先锋评论家朱大可一语道破：“‘小太监’、‘没脑袋’等的挖苦却构成了对作者的攻击和羞辱。”在朱大可看来，批评新秀的话语方式需要一定的调整和改正。“评论家可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也可以用一些暴力、偏激的词语，但只能针对作品，而不是对作者本人的侮辱。”朱大可表示，“只有在一个理性的评论平台上，韩寒等人才能在善意的批判中得到进步。”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不但没有一丝善意的批评，而且真正反映出是几个在文学方面毫无建树或一知半解的娃娃，在几个大人的操纵下，制造出了这些宣泄个人情绪的垃圾文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年头，凡是出了名的人或物总会被一些人利用，当作搂钱的筛子，更有胜者还会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来借着品牌赚取黑心钱。
螳螂捕蝉的故事大家都听过，我也记得不大清楚了，大概是讲，螳螂在炎热的夏季顶着太阳的酷晒，辛辛苦苦汗流浃背地好不容易捕到了蝉，饱餐了一顿，没想到它的身后却突然冒出一只狡诈的黄雀，黄雀看见螳螂正好吃了个嘴油肚圆，便猛地扑上去把螳螂吞了。
用这样的故事来形容《十少年作家批判书》或许不太确切，但意思大致相似。十少年作家的作品也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呕心沥血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汗水换来“著名80后作家”的美誉，其间何等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却遭到无端的批判，并且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列举出诸多不是，由此还赚到了不少金钱和名气，就如黄雀一样，美美地吃了一顿。
这是借十大少年作家的名气为自己聚敛名利。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无可辩驳。
怎么不来批判我殷谦？原因很简单，批判我没有市场，没有价值，赚不来银子，弄不好还会偷鸡不成赊把米。
在《新京报》上看到这样的文章，大意是指责现今的文学批评缺乏对“80后”的正确批评，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传统文学极力守护着文学的尊严；而初出茅庐的“80后”作家却在文学羽毛未丰之时，成为了市场的宠儿，作品动辄几十万册的市场销售量使传统文学显得异常尴尬。他们还在借着网络和媒体的平台向着更深远的方向发展，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也在对文学的审美方法和主题产生着影响。这一切都使文学界形成了明显的代际划分，同时也证明了“80后”深广的影响力。正是这深广的影响力市场宠儿为一些商家创造了机会，商家的嗅觉灵敏非凡，他们借鸡生蛋的功力更是可见一斑。
“幼稚也好，误读也好；批评也好，赞扬也好，有关‘80后作家’的争论，最为本质的结论是：‘80后’一代人已经登上舞台，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评论家孤云这样说。
总而言之，我觉得《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就是一个畸形的出版物，它是在策划者商业目的驱使下的一个产物，玩弄文字，愚弄读者，给读者玩了一个“耍猴”的把戏，里面着实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策划者想赚钱，撰写者想出名，就是这么个理儿，这里面有商家的精明也有作者的稚气，不值得去津津乐道。
依我来看，《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不过就是一堆文字垃圾编织成的绣花枕头。
满纸的谎言遮蔽不住虚伪的面孔
很难理解《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一书中出现的那些夸大、虚伪、偏执的用词，实质上是作者在极力地炫耀着自己伪装的写作“水平”，以为能驾驭几个词汇就能显出文章的份量，就能显示出他有多么好的文字功底，这种现象就如小孩子学大人说话，没有一句是自己的。其中也不乏作者对字词浅薄的认识和理解，说白了就是不计后果的滥用字词甚至是强词夺理，以显摆他将中国汉字运用的是如何娴熟，如何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两下子，怎么配戴这“80后评论家”的桂冠？在这种虚荣心的促使下，作者真正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信口雌黄”和“姑妄言之”，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是利欲熏心和急功近利下的产物。
在《一把破损的旧钥匙》一文中作者说“在摇滚、动漫、电玩、时尚的消费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已经很难把做学问当成一种真诚的生活姿态。”大抵是说80后一代长成的人都物丧志，压根就没有做学问的概念，即便也不会持真诚的做学问态度。好象是我们80后一代的人都不进学校学习了，即便进了学校也是白搭，很难把学业放在心上。这“学问”指的是什么？什么叫“学问”？“学问”这个概念是专门为学者、专家或文学家而设计的吗？我理解“学问”这两个字不费事，简单的两个字一拆开便知晓了，就是学和问，勤奋好学，不懂就问，在生活中我们把不懂的问题问明白了然后学到自己肚子里的就叫学问。学问不单单指高端的知识，难道学问就是写几篇文章吗？就是会解几道代数题吗？就是会弄几种化学元素吗？滑稽。别看那摇滚，动漫、电玩、时尚，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学问，而且都是一门大学问。
“做学问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突发的昏厥、品位的炫耀、趣味的装饰，或者暂时的需要。”瞧瞧这句话说得，什么是“做学问”？学生做作业是不是在做学问啊？难道写一本《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就是做学问？80后一代的人难道就是这样的？学习是因为炫耀品位的需要，是在装饰趣味，是暂时的需要？这句“突发的昏厥”是什么意思？突然昏过去了？简直就是胡言乱语，我认为该文作者才真的是“突发的昏厥、品位的炫耀、趣味的装饰，或者暂时的需要”，他的头脑突然昏厥了，想炫耀一下他是怎么给这十名大名鼎鼎的作家挑刺的，毕竟能给名人挑刺是不简单的事，极其能显示出多么有品位；也好装饰一下自己的趣味，这书一出版准能引起争议，何等的趣味十足；当下有这么客观的一笔稿酬，也不失为一种暂时的需要。也许作者为了显摆一下他驾驭字词的能力而佯装学识“渊博”，不料一记重拳不偏不斜狠狠地打在了自己的嘴上。
“韩寒置身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永远不可能把自己抽身而出，他喜欢视觉艺术，喜欢赛车，喜欢电影，喜欢摇滚，消费时代所有的享乐因素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然而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努力学习的文风与他自身的追求发生了某种分裂，既是旧式文人与新新人类之间的分裂，也是清苦与享乐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分裂。”终于，炮洞直对韩寒，好象就韩寒置身于这个浮躁的时代，而他却生活在真空里一样，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时代何时成了“浮躁”的时代，“这个浮造的时代”是哪个权威定义的？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好？韩寒为什么要把自己“自己抽身而出”？就算“这个浮躁的时代”是如何如何不好，而你凭什么断定韩寒就不能抽身而出？你凭什么下“永远不可能”这个定论？还有，喜欢视觉艺术、赛车、电影、摇滚等等等等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就不能有爱好了。我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发现韩寒身上体现着“消费时代所有的享乐因素”，就这个“享乐”一词在这里出现，很容易让我想起某些吃着国家的俸禄而拿着贿赂的银子而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的官家。享乐就是享受快乐，每个人都有享乐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就不能享受快乐的生活呢？难道作家就非得过饥寒交迫的清苦日子才是名副其实吗？而“韩寒分裂”之说也是无中生有，虚假荒谬的言论。每个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苦到乐都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人的一生奋斗不息也不过就是为了从不好发展到好，这没有什么不对，也许是有人看韩寒通过写书发了大财，过好了日子便产生嫉妒之心才是真的。
“尽管他的写作曾力图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融合到自己身上，但他越努力朝着钱钟书、李敖的文风靠近，对自己生活的满足感就丧失得越多越快。最后，当他发现自己将被两个极端撕碎的时候，他少年时理想主义的梦想终于破灭，而重新返回到现实的环境中来。于是，他放弃了《三重门》式的写作，而选择了赛车作为职业。”我很“钦佩”作者这种臆想能力，他在前面几句毫无道理的P话暂且不提，韩寒写的《三重门》和钱钟书、李敖的文风靠近这也被当作批判的现象？信口开河。作者的又透露出这样的意思，因为他的写作文风再也不敢向钱钟书和李敖“靠近”了，所以才弃文而去“赛车”了。这种好象能似X光一样穿透别人心脏的臆想，充分体现出作者的想象力，不免让人感到滑稽可笑。
后来又说韩寒的写作逐渐退化更是毫无见解，不同的文体就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表达方式。从韩寒所有的作品中也看不出韩寒的文字风格的隐退。“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快餐与方便面的时代。”作者又下了两个定义时代的结论，而“快餐与方便面的时代”正不说明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吗？这种高速向前发展的时代怎么也看不出浮躁在哪里，“浮躁的时代”更是一些消极文人生活在暗角里产生的P话，似乎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到处是黑暗，就看不到一丁点儿光明。“写作者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境况就如同《城堡》中的K一样，永远在一种难进难退的胶滞状态。”一口一个写作者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写作者，我不知道“《城堡》中的K”是个什么东东，但就凭该作者“写作者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境况”、“永远在一种难进难退”这些话，就能看出作者是一个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人，我对轻易就下结论的人从来不抱什么希望，也从未有过好感。“写作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小说被成批成批地生产出来，又被成批成批地消费掉。”作者还算说对了一句话，说的实实在在，正好说明了《十少年作家批判书》这本书也体现了很强的技术性，而作者“与炒作交媾频繁”，该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商品”，该书的策划者以及作者也“似乎为这种商业化写作提供了一个切实可靠的模本”。
既然“模本”，就是最初的东西了，韩寒的作品能开辟商业化写作的先河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过，韩寒究竟是不是商业化写作的模本很难说，我倒是觉得，韩寒无罪，有罪的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书商们，如果没有韩寒等少年作家，哪里有现在“繁荣昌盛”的图书市场。
满纸的谎言昭然若揭，虚伪的作者，鬼都不相信的P话在这里堂而皇之的出现，真的不得不说是可悲的一件事。
流氓调侃式的语言和恶毒的人身攻击
看完《十少年作家批判》才知道，该书不单单是文字垃圾堆砌成的花墙，也不仅仅是满纸谎言，其中还存在着不少流氓痞子式的语言和恶毒的人身攻击。其中对十少年作家的作品和作家本人的评论我就不愿再详尽地分析和辩驳了，因为我现在满脑子就俩字——垃圾。和这些不怎么谙事理，又不知道天高地厚、自命不凡而浅薄文学的一帮孩子们争长论短实在是无聊透顶。但是此书中有一个让人十分担心的现象却不能不说，那就是随心所欲的蛮横评论和故意恶毒的对别人进行人格侮辱，语言霸道、无理、污秽。
在《少女春树的性、谎言和没脑袋》文章里，作者说话就象是放P，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但毫无根据，而且也不想负一点责任。“女作家春树把自己的几张内裤照片放在自己的文本里，然后配上艳俗的封面，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之后还打入国际市场，在商业的奴役下，乐此不疲的练着文学的摊！”我真不知道作者怎么就把眼睛搁在了一张内裤照片上，去春树的书上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几张内裤照片”。就发现有一张照片，因为裁剪的问题而露出的一点点内裤而已，就被作者当作笑柄和攻击的证据搬上了台面，而且作为说明春树“没脑袋”的一大铁证。看不出春树的书的封面有多么艳俗，即便是也是为了吸引读者，出版社迎合市场的作法这本也无可非议。而“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简直就是愚弄自己愚弄读者的话，好象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确实有些俗不可耐，不如说“骗钱”来的更真接；好象作者不是那种“乐此不疲的练着文学的摊”的主儿，写一堆名为《少女春树的性、谎言和没脑袋》的垃圾文字，就不是在“小康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换银子”。可悲。我曾经看过一个评论家的文章里有这么一话：“文人最终无法回避的还是想把自己的作品卖上一个好价钱。”如果说写作者没有这点想法的话，那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有勇气拿出自己创作的东西“在中华大地上”“换银子”的人并不多，能换来大把大把银子更是不多见，这正反映出了春树的作品的价值所在。
作者叫嚣着“春树的个性就是媚俗”，扬言春树是“一边盯着众人钱包，一边大声吆喝的街头卖艺”并说“既然现下能大着胆子当街撒尿也可以称为行为艺术，那么春树这种穿着肚兜招摇过市还不忘大叫人家的乳房是硅胶的写作也就不难被称为个性写作了。”我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大概是说春树“穿着内裤在卖春”还说别人的“乳房是硅胶”。这种充满攻击别人人格和尊严的文字无疑显露出作者险恶的用心和丑恶的嘴脸。现在个性的写作并不多见，作者的这篇文章就很有个性，自己“当街撒尿”却浑然不觉，这种人比“穿着兜肚招摇过市”的人更可怕，这种人甚至什么也不穿，简直就是一丝不挂地在大街上裸奔。
再看《问题少年李傻傻诊断报告书》，作者把李傻傻直接定性为问题少年。“李傻傻病史有二：一，‘下半身’遗传，症状表现为性与生命根源的严重错位和‘卑微叙事’；二，一只干橘子，症状表现为‘为文而造情’和缺乏反思能力。而《红×》的发表则直接宣告了李傻傻对当下社会的青少年心理探索的彻底失败。”不知道李傻傻继承了谁的“下半身”遗传，不知道“性与生命根源”有何种姻缘，难道性就代表着生命根源吗？地球上有生命的只是人吗？性和生命根源怎么样才可以不会严重错位？荒诞得让人感到出奇。怎样才不是“卑微叙事”？“一只干橘子”又是怎样赢得读者喜爱的？
“说真的，在媒体大炒特炒李傻傻之后，看到有个名字叫蒲荔子，还以为是哪里冒出来的崂山道士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名气很响的问题少年兼“80后”作家。”作者似乎很不服气这位名气很大的“问题少年”，所以一看见名字就嫉妒之情油然而生，继而产生蔑视的心理，用嘲讽似的口吻说看到李傻傻的笔名“蒲荔子”就如看到了“崂山道士”，还特别强调李傻傻原来是个“名气很响的问题少年”“兼”作家。这个“兼”字用的“妙”，说明李傻傻在他眼里首先是有严重问题的少年，而且这位少年是因为有“问题”才“名气很响”的，其次才是有名气的作家。这个有问题的少年是怎么成为已经形成社会现象的“80后”作家的呢？自己说出来一句话就紧跟着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就这样还不算，作者承认自己在动笔之前，“特意查了一下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少年”这一个词条的“第三个义项中赫然写着：指青年男子。”一个连遇到“少年”这个词都不懂还要特意去查据问典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写评论呢？即便懂，也说明这位作者闲得手痒到能搬起词典在鸡蛋里挑骨头了。好不容易地终于找到了一条“确定可以使用该词称呼已经二十老几的李傻傻”的释义了。作者为了掩饰他虚伪的学识，特别解释说自己“其实查词典也是多余的”。在他的嘴里，李傻傻是“本来就是个长不大的问题少年”。并且作者还可以大言不惭地“放眼大千世界”，提出如今“年龄与心智不对应的现象”已经成为事实。好象满天下的大龄人都是傻逼赫赫的小P孩，就他这么小的孩子比大人还聪明，还要具有心智。看来作者骂得还不过份，还没有完全骂出来，有所保留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名人了嘛”，所以作者就高抬贵手，手下留情，而“不再将其病症一一列举出来了，仅是在文中稍加提及”。还好，作者没有把读者们也当作是心智与年龄不对应的傻逼，特别交代了一下“读者当能辨别”。
“如今，在完成了‘名利的原始积累’之后，李傻傻终于抛弃了这些像贴在电线杆和公共厕所里包治‘淋病梅毒’、‘尖锐湿疣’的广告一样的得意之作。”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边说李傻傻以前的在未成名之前的作品全是名利的原始积累，一边又说是像“淋病梅毒”、“尖锐湿疣”般的得意之作。既然作品如此的臭不可闻，那又是如何成为李傻傻名利的原始积累呢？前后矛盾，一看就是胡说八道。
一个叫“红×”的书名竟然让作者有了如此之深的联想。李傻傻的“那只是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的解释似乎让作者感到惊诧，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就说“但我绝对不敢苟同这个说法”，作者再次借助一个“非圈内”的人说“得知他的‘下半身’出身时当即撇了撇嘴”、“这种人还会想到作业？分明是想利用谐音，‘×’、‘插’都一个音啊！”如此恶毒的攻击真不知道作者是如何来的勇气，恬不知耻地夸自己是圈内人，然后攻击李傻傻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作者连“×”都能联想并释义为“插”，可见作者的想象力非同小可。“不然他苦心孤诣立起来的牌坊岂非毁于一旦”，作者攻击李傻傻一边要做婊子，一边还要立牌坊……其用心险恶恐怕还要超乎寻常。
“我更倾向于把“×”看作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李傻傻只不过是列了一个永远无法求解的方程式：红× =青春体验小说。之所以无解，是因为李傻傻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青春体验小说。他宣称《红×》是一部青春体验小说，却又无半点激情，死板板的。人不轻狂枉少年，那些岁月我也经历过，可也比他描述下的刺激、有趣多了。叙述节奏懒洋洋的，半死不活的，青春的激情何从谈起？故事构架平庸无奇，土得掉渣。一方面又还想宣称“朋克”、时尚，毫无自知之明地吹嘘、标榜自己是另类的活力四射的“80后”先锋人物。”就在作者张口乱喷的时候，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出卖了自己，前面说李傻傻是个老孩子，现在又说自己也经历过少年时代，并经历过李傻傻的那些岁月，这么说，作者是个老家伙了，果真如此的话就更糟糕，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自重，把脸当屁股使唤真的让人觉得可怜。毫无廉耻地宣扬堕落消极的极端主义，说什么“人不轻狂枉少年”，干脆就说成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得了！像作者这种又轻狂又风流的人，他们的话是不值得信赖的。
这里我得借用评论家李建军在他的著作中说的一段话：“争论可以直率、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它认同和遵行T.S.艾略特的原则：‘批评家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事实感。’它用事实和作品内部的事象说话，言必有据，不发空论。最后，它用朴实而优美的语言说人话，而不是故意把话说得玄而又玄，谁也不懂。”
看来，在《十少年作家批判》里很少有人话，不担言无根据，满纸空论，而且是玄而又玄，无人能懂。
批判十少年作家的什么？
看完这本书，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什么也没留下。
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面对这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少年作家，面对他们惊人的创举和无法想象创作潜力，我们还能批判他们什么？
难道十少年作家那么多创下发行记录的作品真的是一文不值？真的是不堪一击？或者说，都是出版社和媒体的作用？
“说心里话，我不相信人们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批评的糟糕现状。商业情境中的互利原则对超功利的文学精神具有极大的瓦解性，对抗并最终克服市场伦理对文学的消解与异化，还需要那些忠诚地为文学负责的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巨大的代价。事实上，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困难不仅来自“市场伦理”，而且来自批评自身。本质上讲，批评乃是一种在冲突情境中发生并展开的精神交流活动。它是围绕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展开的心灵与心灵的角斗。正是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角斗，批评家和作家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也才有可能使我们获得对作家和作品的可靠的评价。”（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又有什么样的精神？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做着锈花碎片一样的违心的评论？
在题为《文学小太监》的对郭敬明的批判文章中，作者说：“文学小太监的表现常常就是：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缺乏健壮的骨架，表现出过分的阴柔；自动地放弃个性和表达自我的愿望，并把这种放弃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太监是一种最容易流于谗媚的动物。”
首先把郭敬明定义为文学小太监，太监是什么？是封建社会时行走于皇宫内的被阉割过的人，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么难听的字眼来形容阳光般的男孩郭敬明，说严重点，这就是人格侮辱，污蔑，诽谤，完全可以给作者定罪了。作者好像比我们国家的学者和专家都权威，张口就来，什么“写作血性不足，内容骨质疏松”，看似有“三分明理”在其中，其实是毫无价值的评论。作者一定没有仔细地看过郭敬明的书，才说出这些只流于形式评论的空话来。最后又不忘记辱骂郭敬明，再补上一脚，说什么太监是一种最容易流于谗媚的动物，他的意思是郭敬明是太监而不是人，只是个动物。该书的作者们好像对十作家的生活了如指掌，开口就是“在和时代长期拉锯般的生活里”，然后不免再侮辱一下别人：“韩寒由一个愣头儿青的文学青年，彻底蜕化成一个心怀叵测的老谋深算者。”，“愣头儿青”、“老谋深算”这样的词欲加在韩寒身上不免让人觉得有点戏剧性，其实我们都不相信韩寒是个“愣头儿青”，也看不出他“老谋深算”在哪里。而且作者们还坚定地说“他没有做过一件实际的事”。“希望通过写作换得的名声去北大复旦念书；当得知去北大复旦无望时，才不得不坚定信念，口气渐渐硬朗，立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反叛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妄加指责者的行径，作者自己恐怕是这样想的，才以为韩寒和他想一样。自以为他是韩寒肚子里的蛔虫，韩寒想什么要做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所料。这种敢于“解剖”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可谓勇气可嘉，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有点令人厌恶和反感了。
更可笑的是该书的作者批判孙睿“经常把如虚无、软弱、彷徨等等无聊情绪无限放大强加给读者”，如果孙睿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进而魔鬼般地破坏掉脆弱读者的原有生活经验和信心，并引诱他走出现有生活的轨迹掉进往复循环的无限的难受之中。”的话，那孙睿真的就不该被批判了，不知道这是夸还是损，只是觉得作者危言耸听的话语让人会想起戏台上吹牛皮不脸红的小丑。
该书其中的《张悦然：无谓的忧伤是一种病》一文的作者这样发表他对小说的认识：写作最本质的东西其实是来源于作者自己在智慧层面上的自娱自乐。表达自我是日记该干的事，而小说则是故事、冲突、人物三者在节奏和语感层面上的联机PK。小说是没有优劣的，只有技术层面上的欠缺。至于某人的某某作品的走红则完全是一种商业运作。对于大众，我们要欺骗，要用包装和商业轰炸他们，引导他们。他们愚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这样，大概只要会认字的会讲故事的人都成小说家了，“小说是没有优劣的，只有技术层面上的欠缺”是一派胡言，几时见过我们现在惯于玩弄“技术层面”的所谓小说家写出过《红楼梦》？对于欺骗大众，用包装和商业轰炸出来的文学作品除了供人消遣之外，又能引导他们什么呢？他们愚昧，愚昧的没有把这类东西当作人生教材。
张悦然的小说甚至被评价为“是日记而不是小说”。在3篇批判张悦然的文章中，作者恭小兵批评张悦然的作品“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繁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而恰恰相反，张悦然浪漫的文字书写着青春的情感历程，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对生活有不同的认识，不能霸道地要求别人做事非要按照你制定的标准，你不喜欢的文章不一定大家都不喜欢，赢得了读者就是赢得了自己，好的作品自然会有读者去关注。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在《文学批判》中这样说到：“浪漫的就是以想象的方式描写情感。”写作没有一定定律，不是某一个人能为其竖规立距的。
“回顾张悦然的创作历史，从一开始的《毁》到后来的《痣爱》。她注重的一直都不是情节的叙述。但由于重复出现的那些‘忧伤的词汇’，它们是难得一见的、唯美的。这里我们必须认可张悦然在词汇运用方面的特色。我承认她在词汇组合领域内是天才独具的，而且这种语言组合的天才能力和安妮宝贝同出一辙。这种特色，发展到后来的《这些那些》、《竖琴，白骨精》以及《1980》等，就几乎成了千篇一律的雷同：烦琐，麻木，颓废，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据说这段评论的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我也认为，虽然上述话有些偏激，但至少也算是文学评论，算得上是一家之言，总比那些对事对人针锋相对又夹带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评论要好许多。翻完整本《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也只有恭小兵“批判”张悦然的这篇还尚可登堂入室，算得上较有思想的评论。
再看看其他评论，“张悦然笔下的爱情是很有问题的。那是一种靠打打电话，发发e-mail的现代爱情格式。尽管主人公的内心有爱，但总是无法得到结果和肯定。因为他们很可能连自己也不相信。说这种爱情类似于精神上的柏拉图的话，显然有些滑稽。说这种爱情偏向于虚构出来的诗意和空灵，倒很是贴切。只是，所有刻意雕琢出来的东西，自然难成气候。张悦然的文字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的典范，而且文字非常个人化，很多《萌芽》的写手也具备同样的素质去成为一个又一个张悦然。他们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只能怪市场的不良运作，一个人的冒尖除了靠媒体托起外，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大众的承认。所以那些自命不凡的少年写手说穿了就是媒体或某个领域的传话筒，省略了“工具”以免打击一大片。仔细审阅她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除了华丽的语句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小说语言整体上带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风格，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似乎只有用这些技巧来填补内容的匮乏了，可以说她离真正的文学还差很远。”
有句话不得不让人深思，真的不知道这十少年作家应该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怎么样才不算和“真正的文学”有差距？我想这是值得研究，不过不是靠一两个评论家能才能得出答案的，迄今为止也没有标准的答应，因为学海无涯，我们都在不段的学习和进步中。也不是一篇信口开河的妄加评论所能开释的。评论家邵燕君说，真正的文学是以血泣书的，而不是用唾沫涂抹的，不管是不是“名家”的唾沫。这句话值得深思，真正的批评有自己的坐标和航向，任何一种见风使舵都会使之沦为附庸。“到处说好话的批评是‘捧场’的批评”，而《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让我验证了“故意说坏话的批评很可能是急于寻求‘入场’的批评”的事实，“两种批评貌似殊途，实则同归”，“因为，它们在乎的都是利益。”，“真正的批评在乎的是是非，并且能一板一眼地论证是非曲直”，可是《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的批评在乎的是什么？他们的论证大多数都是个人化的想象和异想，自以为是的武断，他们的无理显得文字更加苍白无力，在他们的评论里看有理有节，看不到宽容厚道，看到的只是嫉妒和恶意的人身攻击，不但在原则问题面前虚与尾蛇，神情暧昧。而且充溢着太多的唾沫，它们在各种“好话”和“坏话”中飞扬，淹没了赤子之心和真知灼见。“无论是真正的文学还是真正的批评，它们首先是一种态度，同时是一种能力。”
而我从该书中看到的是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在名利奴役下反映出的“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和“颠三倒四”的能力。
批判十少年作家的什么？这些少年作家写出了连一些大作家看都为之汗颜的文字，这已经是不简单的事，还要要求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才不会遭到这么针对性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要求这些孩子写出什么样成熟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他们也在成长，生活的阅历会越来越丰富，作品也会逐渐走向成熟，当有一天他们走进不惑之年，他们的文字又是什么样一种境界？评论家是帮助作家和作品不段地长大和成熟的，而不是一棍子就敲死，看不到一点一毫的优点，如果真如《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中说的那样，韩寒是“破旧的钥匙”，“郭敬明是文学太监”，春树是“没脑袋”，李傻傻“有问题”……等等等等，我们看来是永远看不到他们的希望了。
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卓越的研究中发现了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的形象。“拾垃圾者”这个形象几乎是必然地与商品生活的繁盛及都市文明的贫困、空洞联系在一起。本雅明十分敏锐地指出：“当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拾垃圾的便在大城市里大量出现。现在我在《十少年作家批判书》发现了这一帮“80后”评论圈里的“拾垃圾者”，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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