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才子，轻薄文章
——从《今生今世》冷观“胡兰成热”
张远山
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在大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书前有止庵的序，称之为“才子文章”，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董桥辈并提。出版商显然认为董桥的市场号召力不够，于是在封套上偷梁换柱：“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到余秋雨，才子散文，胡兰成堪称翘楚。”止庵在序末说：“附带说一句，近年来散文领域整理发掘之功甚伟，有所成就者大都已经出土，大概够这个档次的，也只剩下这么一本了。该书面世，庶几功德圆满。”止庵此招很是有效，为了“功德圆满”，我也很不热心地把此书翻阅一过。是的，《今生今世》确是才子文章，但毫不例外地落入了才子文章的传统窠臼：轻薄。轻薄是才子文章的正味，不轻薄不成其为才子文章。胡兰成是流氓才子，胡兰成的文章不过是轻薄文章。胡兰成的流氓和轻薄弥漫全书，无处不在。
一 迷胡捧胡的一派胡言
历来有捧胡贬胡两派，由于两派中都有张迷和非张迷，所以实际上是四派。
张迷的贬胡，是因为胡对张始乱终弃，但凡有人对不起张爱玲，均不假词色。这一派角色过于投入，高举道德大旗实则纯出私怨，不足以否定胡的艺术成就。
非张迷的贬胡，有两条理由：一，胡是汉奸；二，胡是浪子。前涉政治，后涉道德，以人废言，也不足以否定胡的艺术成就。
张迷的捧胡，是出于爱屋及乌，“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今生今世》143页，下引概略书名，仅标大陆版页码）。这一派捧胡只为迷张，同样角色过于投入，不足以肯定胡的艺术成就。
非张迷的捧胡，貌似不以人废言，以艺术标准作公允之论，实际上却完全违背事实，捧胡愈甚，愈是搞笑；以丑为美，自曝其丑。
大抵而言，对胡的评价，前三派均与艺术无关，最后一派虽言必称艺术，却是不折不扣的一派胡言。比如此派中的余光中说：“《今生今世》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极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力气，‘清嘉’而又‘婉媚’。”最可怪的是，此派中的卜少夫竟然认为：“都说张爱玲才气高，其实胡兰成才气更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似乎他们根本没看见胡兰成反复申说的自惭形秽：
“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145）
“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146）
“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147）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156）
“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156）
“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157）
“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经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且我原来是欢喜它的。”（157）
“我都伺候看她的脸色，听她说哪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159）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160）
“爱玲是其人如天，所以她的格物致（知）我终难及。”（158，大陆版讹误极多，括弧内为笔者以意补）
“我是凡我所做的及所写的，都为的是从爱玲受记，像唐僧取经，一一向观音菩萨报销。”（260）
“我读自己的文章时，以为已经比她好了，及读她的，还是觉得不可及。”（342）
除了上引诸条，胡兰成最重要的服输语如下：“我是生平不拜人为师，要我点香亦只点三炷半香。一炷香想念爱玲，是她开了我的聪明。”（270）然而某些极端的捧胡派（以男性居多）竟认为是胡兰成开了张爱玲的聪明，似乎若无胡兰成浮花浪蕊的两年垂爱，张爱玲的成就不克臻此。胡兰成顾影自怜转述的张爱玲语也强烈反驳着这一谬见：“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246）
短暂的胡张恋之后，张爱玲的后半生就是一个长长的萎谢慢镜头：她为了生存而与赖雅缔结的异国婚姻，证明了情感世界的萎谢；她把此后写得少因而“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张看〉自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33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证明了艺术才华的萎谢；而她手持 逝世报章的最后留影则证明了萎谢的彻底程度，一如罗丹的欧米哀尔那样惨不忍睹。可见并非小才子胡兰成造就了大才女张爱玲，而是小才子胡兰成毁掉了大才女张爱玲。幸亏张爱玲不是在周训德的年纪遇到胡兰成，否则世间就没有张爱玲，而只有张佩纶的孙女张煐了。
另一句话也值得玩味：“美是个观念，必定如何如何，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144）胡兰成大张爱玲十五岁，遇见张爱玲时已近不惑之年，到了中国旧式文人开始自称老夫的年纪，他却不怕腻心地装嫩扮小，说什么“我今使用的言语文字，如小孩乳齿才堕，真齿未生，发音不准确，连我自己听了都未见得能意思明白。”（273）其实他的一切早已“定型”，不可能被张爱玲彻底打翻，更不可能重开聪明。他的发音不准确和意思不明白，决非新长真齿所发，而是原本固有的才情寡浅、心怀鬼胎的吞吞吐吐，外加真齿被张爱玲打落后，童头齿豁的口齿不清。
承认张爱玲“不可及”和“太厉害”（342），说明胡兰成的一切自负语都是哗众取宠的做戏，他根本没有自负的底气，更没有自负的资本，实在心虚得很。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油头小光棍，居然至今还能把许多读者甚至名人骗得团团转，可见中国至今依然是骗子流氓纵横驰骤的旧时“王天下”。
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大陆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中对“王天下”津津乐道，扬言要以中国礼乐文章开出世界新文明的一统天下，俨然以教主自居，宣布什么“大自然的五法则”，可笑得不值一驳（《山河岁月》虽未见，但尝一脔可知全鼎，估计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所以我只想对其最负盛名的《今生今世》略施薄惩，而且蛇打七寸，擒贼擒王，仅从文章之道的艺术角度立论，单挑众口交誉的所谓文章之好，至于他的流氓无行，史迹斑斑，毋庸赘言。
二 张爱玲的馋唾水
《今生今世》全书，透着一个“旧”字。当代中国的文化节令，正处于旧文化死而不僵新文化呼之未出的尴尬时代。尴尬时代的尴尬人们，其普遍情绪是怀旧，于是胡兰成这个旧式无行才子就走了大运。当代人的怀旧不是因为旧确实好，而是因为对现实社会不满，对自身状况无奈，然而又无力开新，故只能怀旧。所怀之旧既乏善可陈，故只能欣赏那些恶之花，如胡兰成氏。
胡氏之旧可分四类：一，张爱玲的尖新语，被他一用再用，就用旧用滥了，滥得令人生厌。二，传统的陈言套语。三，旧式文艺腔。四，旧式流氓腔。以下摘引《今生今世》文句，破折号后为我的点评。此书触目皆是腻心语，多引令人作呕，故摘引不欲其全，评点也不求周延。手头有的另两本大陆版胡著《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枝花》中，此类腻心语也极多，因注明页码时会太“雾数”（张爱玲喜用的沪语，胡氏袭之），一概放弃。若有必要，我当另文批驳。
“我与爱玲在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246）
“我是与凡人亦相悦，所以能遇仙（指周训德）。”（190）
“将近半夜，灯下惺忪迷离，人（胡兰成、周训德）成了像壁上的和合二仙。”（190）
“她（范秀美）这样一个本色人，偏是非常艳，好像游仙窟里的。”（289）
——胡兰成重彩浓墨描写的三个女人，居然都是仙。仙字的两个出处均为张爱玲，一是张爱玲告诉胡兰成，《水浒传》形容宋江所见的九天玄女：“天然妙目，正大仙容。”（163）二是“一次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我一惊，连声赞道好句子，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亦奇怪，说‘这是常见的呀’，其实却是她每每欢喜得欲仙欲死，糊涂到竟以为早有这样的现成语。”（154）直到多年后写《今生今世》之时，胡兰成还在自作聪明地说张爱玲“糊涂”，以为“欲仙欲死”并非旧小说中的常见套语，而是张爱玲得之于什么僻书，其学问之差，读书之少令人乍舌，真难以想像当年张爱玲居然会着了他的道儿。恋爱中的女人智力真是低下！
“她（白蛇娘娘）即刻心里对他（许仙）非常亲。”（24）
“他（父亲）的人与事物皆如此历然，使我对于自己亦非常亲。”（45）
“元明剧曲小说里常有说‘天可怜见’，我们（胡兰成、周训德）就是天可怜见儿的两人，在灯人火丛中只是觉得亲。”（199，“灯人火丛”当为“灯火人丛”。）
“我只觉此身甚亲，训德甚亲。”（205）
“往时在金华道上逃难，只觉得两人（胡兰成、范恩美）非常亲。”（296）
——这个自居天道无亲、实则天性凉薄的无行浪子，从来不把任何亲人当亲人，竟如此爱用“亲”字。此字窃取自张爱玲的“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159）胡兰成不过是鹦鹉学舌地乱用。
“半炷香谢池田笃纪，最早是他使我看见汉唐文明皆是今天。”（270）
——此句窃取自张爱玲的“漫山遍野都是今天”（165），本来谈不上好，基本上是病句，顶多是张爱玲的馋唾水，但胡兰成就有唾面自干、窃窃自喜的旧式不要脸。
胡兰成不打自招地承认：“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馋唾水了。’”（273，大陆版误“竟”为“竞”，误“馋唾水”为“浅唾水”。）不妨说，胡兰成吃了张爱玲的馋唾水，捧胡派却吃了胡兰成的馋唾水。
三 胡兰成的旧脑筋
除了从张爱玲那里鼠窃狗偷，胡兰成就是背靠传统好乘凉。《今生今世》用词旧，文法旧，意识旧，见解旧，胡兰成完全是一个旧得不能再旧的旧式才子。
“我总觉两人（父母）没有变老过，说金童玉女，大约是从现世有这样的人而想出来的。”（46）
“她与我父亲数十年夫妻如金童玉女，是第一贵。”（53）
“两人（胡兰成与张爱玲）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155）
“我与她（张爱玲）亦不过像金童玉女，到底花开水流两无情。”（297）
——“金童玉女”之类又旧又乏的陈词滥调，正是胡兰成自己承认的“道不着正字眼”，但他很可能以为这才是正字眼，所以一用再用，乐此不疲。“花开水流”的正字眼应为“水流花谢”，“花开水流”只是“一无情”，而非“两无情”。捧胡派或许会强辩说，此处的道不着正字眼是故意的，即暗示张爱玲对他“花开”有意，而胡兰成对她“流水”无情。尽管这一顾盼自雄的流氓嘴脸见于全书，我却断言胡兰成缺乏这种绵里藏针的文心。因为胡氏笔下出现过无数次“花开水流”，但从未出现过一次“水流花谢”。一旦背熟一句现成语，胡氏从来不会根据上下文稍加变通，所以他的文句完全经不住分析，一分析几乎每句都不通。即使前后两句文法还算通，也必定前言不搭后语，逻辑完全不通。整部《今生今世》，但听得一大群癞蛤蟆纷纷跳入池塘——不通不通。余光中称许的“锻炼极见功夫”，是郢书燕悦的莫大误会。胡氏根本不知何为“锻炼”。
“我父母的一生都是连没有故事。”（46）
“我连不以为她是美的。”（144）
“她（周训德）的人是这样鲜洁，鲜洁得如有锋棱，连不可妥协，连不可叛逆。”（181）
“邻房是个德国人，悭吝得叫人连不好笑。”（153）
——这种“连……”字句式已成旧而不通的胡文标记，几乎每页都有。并非“叫人连不好笑”，而是叫人连连好笑。
“（父亲）坐在我对面，使我只觉都是他的人。”（46）
“她（张爱玲）的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144）
“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148）
“小周每当大事，她脸上就变得好像什么表情亦不是，连美与不美亦不是，而只是她的人。”（187）
“她（周训德）的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声音里都是她的人。”（192）
“我什么思想都不起，只是分明觉得有她（范恩美）这个人。”（214）
——“都是他（她）的人”类句式，也属道不着正字眼，决非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是又旧又笨，朽木不可雕。
“世界上惟有中国，儿女与父母是平人。”（49）
“中国是民间亦贵，因为人世有礼。”（50）
“原来佛经的美，中国的诗词里都有。”（261）
“这两部书（《易经》、《周礼》）里的天道人事，原来还比佛经更好。”（261）
——这种横空出世、毫无依据的武断语，是浸透了旧意识的旧见解，脑筋不新的中国人听来实在舒服，可惜又旧又酸，只有半瓶醋。
“十分对的东西反为好像不对似的。”（47）
“一时又讲我的生平，而张爱玲亦只管会听。”（145）
——“反为不对”、“只管会”等取自方言口语的词语，与“亦”之类文言词，合成为极为拙劣的夹生文风。在毛式语言一统天下之后，与绝大多数缺乏语言特色的作家作品相较，这种夹生文风一如近体诗中打破平仄的拗体，因少见而翻旧为新。
至于书中不少绍兴方言词汇，如“逆簇”、“寸当”、“各异”、“出山”、“半下昼”、“萎瘪瘪”、“呆鼓鼓”、“自有一经”、“闹热堂堂”、“脸上有毛”、“耐心耐想”等，就更让不明其意的外乡人看着新颖别致了，难怪并非绍兴人的余光中觉得“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尤为脱俗”了。实际上却又旧又霉，恰如绍兴霉干菜。
四 胡兰成的文艺腔
胡兰成的旧脑筋，在文本中表现为一种霉气熏天的旧式文艺腔。张爱玲极其鄙薄“新文艺腔”，而胡兰成却满纸旧文艺腔。可见胡兰成学张爱玲并未出师，所以张爱玲避而不受他烧的第一炷高香。新文艺腔的特征是一知半解地滥用新名词、进步词、新式大词，旧文艺腔的特征是一知半解地滥用陈言套语、传统大词；两者的共同点是缺乏亲切真知，决无独到见解，热衷于滥抒情、伪抒情、浮泛抒情、矫情煽情，但永远道不着正字眼。
“中国文明里惊天动地的事是看见了人（发妻玉凤）的素面。”（100）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144）
“佛经里说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她（张爱玲）的人即是这样的神光离合。”（152）
“佛经里描写如来现相，世界起六种十八相震动。”（156，形容张爱玲。）
“你不禁想要叫她（张爱玲），但若当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166）
“被她（张爱玲）一叫，才知道惊动了人天。（260）
——由于道不着正字眼，新旧文艺腔都非常夸张。美妙的夸张是活泼生动的，不可移易的，但文艺腔的夸张是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三十二相”、“六种十八相”、“三世十方”都是佛学皮毛，粗知佛学者均羞于挂齿，只因今人不读佛经，这些为下根说法的程式化口诀居然也能卖个新鲜了。
“我母亲陪坐说话，惟是清嘉，亦令人不厌。”（50）
“中国人的伦常称为天性，不可以私昵，而惟是人世的大信，使我对于自身现在作思省。”（47）
“我五哥的坟却是人世的委婉循良，令人叹息思省。”（53）
——“清嘉”、“私昵”、“循良”、“思省”之类带文言色彩的旧词遍布全书，是缺乏文心巧思的标准旧文艺腔。由于道不着正字眼，半吊子作者最爱用这种自己并不真懂的所谓华丽词汇，而半吊子读者也最佩服，谓之“有文采”。为了有文采，中国旧式文人笔下大量出产这种莫名其妙的病句，几乎无病不成文。爱用不确切的华丽词汇这种特殊文艺腔，还有另一个名称：学生腔。老来学艺的胡兰成，只有荒腔走板的学生腔，压根儿不知道文章之道的最高境界是朴素。
“我父母在郁岭墩的坟，他年行人经过或已不识，但亦这自是人间岁月。……他们生前虽只是平民，但与良将贤相同为一代之人，死后永藏山阿，天道悠悠皆是人世无尽。”（47）
“宾主相对虽只得一个时辰，却似人世迢迢已千年。”（51）
“竹子的好处是一个疏字，太阳照进竹林里，真个是疏疏斜阳疏疏竹，千竿万竿皆是人世的悠远。”（66）
“远山远水，皆在斜阳蝉声里，如我此生的无穷尽。”（79）
——“自是人间岁月”、“皆是人世无尽”、“人世迢迢已千年”、“人世的悠远”、“此生的无穷尽”，怎一个滥字了得。胡兰成的所有空泛议论可用一词概括：不及物。这是一切冬哄头脑的通病：以思想的姿态不思想，以现成的空洞大词解释一切，还自以为一招鲜，吃遍天。
“对于好东西亦要像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落情缘，才得性命之正。”（59）
——此类逻辑混乱的传统大词杂耍，充斥于胡氏笔下（恕不多举）。中国人被传统大词洗过脑后，就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头脑，但他们却把会背种种现成口诀当成“有文化”。你听到过无数次令人诚惶诚恐的“性命之正”，但永远听不到有人把“性命之正”解释清楚，因为叨叨这类贫泛话头的人自己也不明白，所以他们只让你自己悟。悟不出来是你笨，是你悟性不够，一旦你悟出来了，你就成了一路货，也开始用“性命之正”之类不及物话头蒙人。
“我家这样七零八落，但亦总是民国世界的事。”（53）
“我大起来，富贵荣华与贫苦忧患都过，不挑东嫌西，而凡世人过的日子亦果然是好的。”（58）
——这种没意思的破话，除了把富贵者与贫苦者都哄得欢天喜地找不着北，还有什么意思？佞人胡兰成的最大本事，就是擅长用没意思的破话把无知浅学哄得欢天喜地找不着北。
“阿含经里佛与阿难乞食，惟得马麦，阿难觉得委屈，佛告阿难：‘如来所食，乃天人馔。’还不及我们家的世俗真实。”（45）
“嵊县溪山入画图，我父亲即可比那溪山，不靠仙佛来护佑，倒是仙佛来依住。”（46）
“胡村是男人有名字亦不传，何况女人，我母亲只是胡门吴氏。胡村人是好像皇帝后妃，只有朝代年号，名字倒反埋没。”（50）
“原来佛度众生，以及真命天子的天下人来到他面前都变好了，变有用了，亦不过是这样。”（115，此语赞美斯太太的待人接物。）
“我觉她说生老病死，还比释迦说得好。……小周这种宜嗔宜喜的批评人，使我晓得了原来有比基督的饶恕更好，且比释迦的慈悲亦更好的待世人的态度。”（183）
——以上是佞人胡兰成用极度夸张抬高别人以抬高自己的数例。养育胡的伧父村妇，居然可比仙佛帝后，窝藏胡的斯太太，居然可比佛与真命天子，而爱慕胡的周训德，居然比基督、释迦更好，那么胡就高到没得可比了。
“她（周训德）的烦恼是像三春花事的无收管。”（184）
“说时她（周训德）眼眶一红，却又眼波一横，用手比给我看那鞋的形状，我听着只觉非常艳，艳得如同生，如同死。”（182）
——此类颇有“禅意”的蠢话，最为浅学无文者激赏，然而哪位高明能解释究为何意？“禅意”均为此类买空卖空的货色，自己实为没明白的纯根下愚，倒怪上当者没明白，而不上当者反被斥为纯根下愚。
“我父亲的慷慨豁达是《古诗十九首》里的。”（46）
——胡父居然如此有“古意”。在中国语境中，“古意”与“禅意”一样，是令人大脑瘫痪的精神核武器，闻者辟易，无不缴械。谁要是认为此话佳妙，我愿洗耳恭听妙在何处？
“西洋雕刻或绘画人像，总强调表情，惟印度佛像能浑然不露，但中国民间的画工有本领单是画出天地人的人。”（39）
——请教追捧胡兰成的方家，何为“天地人的人”？按照这种“开阖吞吐、转折回旋”（余光中语）的句法，西洋画家画出的表情，只不过是“喜怒哀乐的喜”，所以不好；浑然不露的印度佛像，总算是“神鬼仙佛的佛”，所以比西洋略好；而中国画家的画，由于是“琴棋书画的画”，所以最好。读者诸君且莫笑，此类大脑休克的填字游戏，在《今生今世》中满谷满坑。这种弱智逻辑见于一切胡著，而且大言不惭地自称“理论”。
“她（周训德）的人就如同《旧约·创世纪》的第一句：‘太初有字’。只是一个字。”（185）
——真是只著一字，尽得风流。胡兰成毕竟是“民国世界”的人，旧中颇有新，也粗知一点西学。他不仅知道中国的《古诗十九首》和礼乐仙佛，还知道西洋的雕刻绘画和《旧约》基督，然而他的旧学既不深，仅得其皮，新学就更浅，略沾其毛，只能骗骗嘴上没毛的浅人，包括以深人自居的嘴上有毛的浅人。
“她（胡母）走路这样安稳，没有一点夸张，亦只是人与天地为三才，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而她的人则在天地间，与世人莫失莫忘，仙龄永昌。她在家里，是洗出衣裳或饲过蚕，稍有一刻空，就自己泡一碗茶来吃吃，我在傍嬉戏，见母亲一人坐得这样端正，室中洒落悠闲，只觉有道之世真是可以垂衣裳而治。”（51）
——此节可作《今生今世》的标准样本，陈列在胡记杂货铺的样品橱窗里。“只是人与天地为三才”，又是传统不及物大词的可笑杂耍。“日月丽乎天，江河丽乎地”出自《周易》，“莫失莫忘，仙龄永昌”出自《红楼梦》，与胡母根本挨不上，夸张得令人绝倒。从胡母洗衣裳能联想到黄帝的“垂衣裳而治”，真亏他想得出，但不是妙得亏他想得出，而是蠢得亏他想得出，只有空壳脑袋才会这么想，也只有空壳脑袋才会激赏。余光中赞曰，胡文“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点不费力气。”如此生吞活剥、硬装榫头的堆砌，当然不用费任何力气。我并不认为余光中是空壳脑袋，但显然属于大脑临时性缺氧。
罗西尼听一位蹩脚作曲家弹奏自度曲时频频脱帽，作曲家喜不自禁，不料罗西尼说，我在先生的作品里见到许多老熟人，只好不断行礼。我读胡氏作品，也不得不频频脱帽。以胡氏的弱智，终究不懂何为创调之才。胡氏才学当然并非一点没有，上海滩的流氓要欺压良民，多少会使几招花拳绣腿。胡氏读过极有限几部当代国人基本不读的寻常旧书（报章上竟有浅学者推崇为僻书、冷门书），记住了一些口诀套语，然而毫无会心，全无心得，就霸王硬上弓地乱用，鼻子里插葱地装象。尽人皆知胡氏是升迁运不错的窃国小贼，又是桃花运更好的采花大盗，但少有人知胡氏还是剽窃旧书的飞天神偷。作为到处伸手、不偷就手痒的惯犯，胡氏的偷盗本性是贼心不改、老而不死的。人们原谅甚至羡慕胡氏的偷权窃国和偷香窃玉，理由是他的文字好。然而胡文中的好全不是他自己的，他习惯成自然地把旧书的八宝楼台拆散，毫不贴切地砌入自己的违章建筑，明眼人觉得碍眼，知道是驳杂不纯的百衲衣，更是漏洞百出的乞丐服，剥去这套衣服，胡氏将一丝不挂，片缕不存。但浅学者不知道胡文中每丝每缕的来历，就误以为胡文珠玉闪烁，斑驳陆离。昏愦者自己也逻辑混乱，当然看不出胡氏的逻辑短路，反而误以为胡氏博学横通，才高八斗。于是胡氏烂书闹中华，乱花渐欲迷人眼，举国若狂如中巫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天下英雄、人间白痴尽入胡氏彀中。
五 胡兰成的流氓腔（上）
作为轻薄的小才子，胡兰成笔下固然充满文艺腔，但作为无行的大流氓，胡兰成笔下必大耍流氓腔。
“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后的号泣都已还给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129）
“李白诗‘永结无情契’，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317）
——才、情二调，在中国语境中各有三种境界：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太上忘情、情之所钟、最下不及情。其实被推为最高境界的“生而知之”、“太上忘情”根本不存在。中国式假谦虚真自负的惯技是：假谦虚地承认自己尚未抵达不存在的最高境界，真自负地宣布自己仅仅抵达了实为最高的第二境界，既表达了自负，又额外赚得了谦虚之名。所谓“爱玲开了我的聪明”，正是蹈袭孔子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吾学而知之者也”，假谦虚第二境界，真自负最高境界，实际上却是“学而不知”的蠢才。但胡兰成的小聪明是，他还会文章反做，宣布自己无情，用意是以最高境界“太上忘情”自诩，实际上却是“最下不及情”的浪子。直承自己是无情的真小人，当然比假谦虚的儒林伪君子“可爱”，于是胡兰成的流氓腔大获彩声。
“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致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124，“乃致”应为“乃至。）
——所谓“端正听话，顺以受命”，只不过是流氓对自己全无心肝的动听托辞。表面上是对好事祸事都不动心，其实仅仅是好事我自享之，视为天赐，祸事决不“思省”，拒绝忏悔。
“我应当是个善恶待议论的人。”（213）
——这是胡兰成故示闲瑕的障眼法，以示自己超越于世俗道德的善恶评判。
“为敷衍世情，不欲自异于众。”（275）
——这是胡兰成自述心曲的掩映法，为的是表示自己大异众人，其实不过是泯然众人一俗物。作为真小人中的异数，一般的真小人是得逞后偷着乐，而胡氏得逞后敢把底牌翻出。
“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116）
——流氓的“惭愧”只是“倾侧摇荡”的做戏，也是不可当真的。唯一的真消息是不谢罪、不悔恨的流氓式傲慢。
“其实我的生气伤心有一半是假的……其后我做了时局的弄潮儿，遇到大惊险大困难，每每忧伤憔悴亦像这样有一半是假的，会得对自己的感情游戏，才不至于掩脸沉没。”（103）
——在中国语境中，游戏风尘是极为高妙的，胡兰成堪称此道高人，尤其高在供认不讳。有贼心没贼胆者固然仰之弥高，有行动的贼胆却没承认的贼胆者同样仰之弥高。
“我长大了能不因毁誉扰乱心思。”（54）
——可见被中国人予以高评的“宠辱不惊”实在并非好事，不过是“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行尸走肉。
“旧时中国家庭，则小孩是到了日月雨露的人世，做人真刀真枪，虽父母亦如天地不仁。我大起来若有豁达与认真，即因我是这样的出身。”（61）
“大起来我也读过一回西洋哲学，但是不想求真理，因我从小所见的东西都是真的。”（66）
“不喜欢基督教的无故郑重其事。”（83）
“那种现代西洋的严肃其实只是认真的儿戏，计算得极精密的浪费，到头是个大诳。”（104）
——胡兰成是有故也不郑重其事的中国式流氓，流氓当然是不认真的。混淆“真东西”与“真理”是典型的流氓式胡搅蛮缠，暗示别人所见的都是假东西，惟有他得了天启。流氓的“认真”必是做戏，流氓的“豁达”只是无操守。他对西洋式严肃认真的鄙薄，也很能得不严肃不认真的国人之欢心。可惜他对西洋式严肃认真的鄙薄仅有流氓腔的断语，至于西洋式严肃认真为何“是个大诳”，他毕竟说不出所以然来。
“我二十几岁时真也危险，因为实在什么本领也没有，竟不被社会打落，要算是天意。衣食的事我切心是切心，但即在彼时，我亦少有幻想或惊怖绝望，并非我有自信，却是人性的存在自是个有余，我就如此的生在天道悠悠里。”（109）
“我且要把知识收起，当心好不要于不知不觉之间流露出威严与慷慨豪爽，要装得是个未见过大场面的人。”（281）
——“要把知识收起”来假装无知，可见“实在什么本领也没有”是个假谦虚的大诳。对自己“见过大场面”如此得意，俗得与“先前阔过”的阿Q无异。胡兰成的真自负是，他游戏风尘一世，始终如鱼得水，有惊无险，玩得过瘾却不付任何代价，总是有贵人相助，但他对相助的贵人并不真感激，只认为“不被社会打落”是吉人天相的“天意”。胡兰成自信“有余”的，决非什么“人性的存在”，而是他得自儒家传统的流氓手腕。
“《维摩诘经》里有一节写天女散花，不着佛身，不着菩萨身，我亦如此，罪福一时皆尽，不着抄身。”（213）
——胡兰成对失节事敌并侥幸得脱如此得意，竟自比佛菩萨。如此贱人，即使佛法广大，为佛菩萨慈悲优容，也必被护法金刚一棒打杀。
“中国民间则从来不信坏事情坏东西会长久，长久的只有是好的事情，好的东西。”（71）
——其实中国民间的真正盲信并非如胡兰成所说，而是正相反的“好人不长命，祸害传千年”。但胡兰成一切为我所用，对我有利则信之，对我不利则不信之。既然他能顺利度过流亡岁月，那就证明他并非不长久的坏东西，而是能长久的好东西，所以他得意于“不被社会打落”和“此生的无穷尽”。帮助胡兰成躲过了正义的惩罚，张爱玲诚然难辞其咎，但胡兰成的流氓本性是张爱玲不必负责的，张爱玲自己也是这个流氓的受害者。
“她（张爱玲）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150）
“她（张爱玲）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148）
“她（张爱玲）亦一概无情。这与我的做人大反对。”（149）
“她（张爱玲）这个人呀，真真的像天道无亲。”（158）
——胡兰成一方面自称“不落情缘”和“最最无情”，另一方面却把张爱玲描写得比他更不落情缘也更无情，说什么张的为人与他的做人“大反对”，仿佛他本来有情有义，是张爱玲开了他的聪明后才变得无情无义了。这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编织的最大的大诳，刻意利用张迷对张爱玲的偏爱来为自己开脱。张爱玲固然并非完人，但起码决不游戏风尘，而具有胡兰成完全没有的西洋式严肃认真。
六 胡兰成的流氓腔（下）
胡兰成的最大流氓是对人的利用，他对汪精卫和日本人的利用不必说了，因为汪精卫和日本人也利用他，但他对世人乃至亲人的无不利用却是十足的流氓本色。
“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236）
——直承“不老实”，就让乡愿们觉得毕竟还算老实。这是真小人的小聪明。然而他论路易士（即诗人纪弦）的话正可用于他自己：“老实人装狡狯，不过使人笑，而狡狯者装老实，却使人狯，使人恐怖。”（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第16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使人狯”不通，或有讹误。）
“我与她（张爱玲）为夫妇一场，钱上头我先给她用的与她后来给我用的，差不多是平打平，虽然她给我的还稍许多些，当然两人都没有计算到这个，却仿佛是天意。”（333）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利用，最后竟以算帐的方式流露出来，真是俗之又俗的俗物！他敢于雾数泼皮到这种地步，难怪把张爱玲吓得噤不敢吱声。可见他自称对张爱玲“感激”，纯粹是糊弄张迷、“敷衍世情”的做戏。明明已经算到了“平打平”和“稍许多些”，还说什么“两人都没有计算到这个”。况且这决非事实，与另两处一比便知：“爱玲的书销路最好，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她去做一件皮袄。”（166）“她是等我灾星退了，才来与我诀绝，信里还附了三十万元给我。……我出亡至今将近两年，都是她寄钱来，现在最后一次她还如此。”（274）这件皮袄可真值钱！
“我说你做我的学生罢。但过得多少日子，又说你还是做我的女儿。后来又说要她做我的妹妹，但到底觉得诸般不宜。没有法子，只好拿她（周训德）做老婆。”（184）
“我已有爱玲，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它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238）
“我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316）
——在流氓眼里，竟然无理也是理。有歪理时就是“性命之正”，没有歪理时就是“天意天道”，反正他永远没错，他永远是真理的化身，难怪他“不想求真理”。既已明言对女人无情无爱，却还要自我贴金说知女人，而许多捧胡派竟然对此心悦诚服。其实胡兰成的知女人，不过是了解女人的弱点。有情有义的男人了解女人的弱点，是以正当方式爱护和怜惜，无情无义的男人了解女人的弱点，则是以流氓手段制服和利用。所以无情无义的胡兰成，比有情有义的男人更有本领降服女人。许多男女都佩服胡兰成有知女人的聪明，这真是看错表情会错意。那些佩服胡兰成而自叹弗如的男人，与胡兰成的区别是对女人更有情，而不是对女人更无知。莫非那些捧胡派也渴望学一学胡兰成的流氓手段，甚至把《今生今世》当成了流氓学的入门教科书？
“我把这意思写信给北大教授冯文炳，想能勾搭到一个新友亦好。”（261）
——战后亡命温州之时，胡兰成化名张嘉仪，先后投书许多名人。他的自售方略纯为纵横家套数，持论仅为迎合主顾之好恶，与信仰无关，决无诚意。他先想勾搭冯文炳即废名，幸而废名不仅才学远高于胡氏，而且没有扩展个人势力的野心，所以根本不上当。
“我也想在此地能结识一个人，或可于我的安全有益。”（262）
“我是意图勾搭。……（刘景晨）问我府上哪里，我冒爱玲的家世，答丰润。刘先生说丰润清末有张佩纶，我答是先祖。”（263）
——由于刘景晨颇欲网罗人才以扩展自己的一方势力，就给了胡兰成可趁之隙。胡兰成略施小计，稍逞小狯，刘景晨就上钩了。
“我总算结识得刘景晨先生了，在此地多少可以安全，但将来我还是要出去到外面天下世界的，那里的熟人经过这次浩劫，已经荡尽，我得事先布置，想法子结识新人。我就写信与梁漱溟。……我信里说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269，“写信与”不通，文言应为“致信”，白话当为“写信给”。）
——奉上一顶廉价的纸糊假冠并假作诤言，胡兰成就把梁漱溟骗得团团转，不能说无才。梁漱溟虽然才学不逊废名，又比废名更眼高于顶，但由于其野心比刘景晨更大，以天下为己任，欲做帝王之师，更迫切需要人才辅翼，于是如同两千年来所有迂阔的儒家呆子一样，被胡兰成这种奸邪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上。1949年梁氏在四川办勉仁学院时，居然欲聘胡兰成去做教授，后因战事导致交通阻断而未果（297），梁氏才侥幸躲过了终生之羞。
最可恨的是，胡兰成竟把抗战胜利称为“浩劫”，鼠辈敢尔！仅此一词，就泄露了胡兰成的全部天机。仅此一词，胡兰成就死有余辜。仅此一词，《今生今世》乃至一切胡著，即使无比美妙，也注定只能做反面教材，何况并不美妙，只是借风扬帆浪得虚名。对此词视若无睹，不知捧胡派的人格尊严何在，民族尊严何在？
用传统的儒家标准来看，胡兰成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佞人；以绍兴人的民间标准来看，胡兰成是一个嘴上涂蜜的“小花脸”（意义特别的绍兴方言）。独家配方的胡记迷魂汤虽然是下三滥武器，然而却帮助胡兰成纵横一世，所向披靡。堪称一绝的胡记迷魂汤，在胡兰成身前死后屡建奇功，确实比江湖草寇的蒙汗药厉害得多。凭着精神胜利法，“我要谁，就是谁”对阿Q只是妄想；凭着胡记迷魂汤，“我要谁，就是谁”对胡兰成却是事实。胡兰成身前，其流氓无行令众多男女找不着北，以致他在《今生今世》中忍不住拍手大笑“倒也，倒也，喝了老娘洗脚水”；胡兰成死后，其轻薄文章又让无数读者找不着北，以致他即使正在阿鼻地狱身受苦刑，依然会忍不住拍手大笑“倒也，倒也，喝了老娘洗脚水”。流氓才子、轻薄文章不仅讨中国女人喜欢，也讨中国男人喜欢。虽然捧胡派未必都是流氓，但有众多读者尤其是众多男读者昧于民族大义而追捧这个妖孽谬种，起码说明中国至今依然是流氓的乐土。缺乏流氓之才或流氓之胆的许多中国人，内心深处非常羡慕流氓的享尽风流艳福和富贵荣华，更羡慕流氓的作恶不报和逢凶化吉。他们不羡慕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却羡慕快活恣纵的真小人。
胡兰成是中国版的卡萨诺瓦。卡萨诺瓦是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浪子，然而他真爱女人，愿意为钟爱的女人赴汤蹈火，所以虽然一生猎艳无数，却并非流氓。他既不会像胡兰成那样自命高雅，更没有像胡兰成那样文过饰非，他有胡兰成根本不具备的清澈透明的诚实和天真可喜的粗俗。——其自传《我的生平》有中译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比较一下。不过中译本改名为《冒险与艳遇》（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再次见证了中国出版界和某些读者的趣味低俗。
《今生今世》是男性版的琼瑶。琼瑶小说令小女生心跳：啊呀，终于找到了白马王子！《今生今世》令小男人兴奋：爽啊，每个女人都把自己当成了白马王子！琼瑶的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而胡兰成的情史却是“实录”的，因此胡兰成更博得了众多渴望艳遇而甚少艳福的男士的热爱。况且恬不知耻的胡兰成还如此坦白：“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305）怎不令小男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七 张爱玲为何沉默
然而《今生今世》这部“自传”决非实录，起码最为张迷称道的《民国女子》不被张爱玲本人认可。张迷们误以为，张爱玲的沉默就是默认。其实张爱玲并没有完全沉默，但出于高贵和自尊，她对胡兰成顾影自怜的一面之词不屑公开辩驳。而胡兰成的小聪明足以预知，只要他分寸拿捏得当，无论他怎样胡说，最怕雾数的张爱玲就一定不会公开辩驳。
胡兰成写其他女人是无所顾忌的，但写张爱玲时明显有所顾忌。关于张爱玲，只有投张爱玲和张迷所好的大量谄言谀词，胡记迷魂汤剂量加倍，大下猛药，本文首节所引十余条并非全部，另有许多让张迷听了心花怒放的“莲花身”（150）、“水晶心肝玻璃人”（158）、“临水照花人”（159）等等。他的佞人本色甚至扩展到了张爱玲的挚友炎樱身上：“与炎樱说话，的确好像闻得见香气。”（164）然而胡兰成得意洋洋、不厌其详地细述如何哄骗其他女人上手的细枝末节，偏偏独缺如何哄骗张爱玲上手的细节，之所以避实就虚，是因为胡兰成知道，详细披露那些令张爱玲感到羞耻的细节会激怒张爱玲，导致张爱玲不计后果地愤然反击。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谄媚，主要目的是稳住张爱玲，同时也一箭双雕地稳住无数张迷。因为任何人谄媚自己的偶像，发烧友都信以为真，而且谄媚越是肉麻，越把谄媚者引为知己。张迷们喝了胡记迷魂汤还嫌不够，恨不得用胡记迷魂汤洗澡，恨不得在胡记迷魂汤里游泳，恨不得被胡记迷魂汤淹死。就这样，佞人胡兰成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使大量张迷成了胡迷，还迷迷登登地以为是对张爱玲的无限忠诚。
《今生今世》以“却为何爱玲你呀，恁使我意气感激”（345）煞尾，是精心设计的摇尾乞怜，哀求张爱玲不要拆穿他的西洋镜。人之本性是闻誉则喜，女人尤甚，恋爱中的女人最甚。张爱玲的沉默，主因是惭愧，惭愧于自己当年不异常人，不异凡庸女人，如此聪明绝顶，居然也被胡记迷魂汤灌得一度找不着北。她的沉默，也是对胡兰成的流氓手腕的无奈，她不知道如何反应才能不被胡兰成进一步利用，由于患得患失又找不到万全之策，只能避嫌疑、怕雾数地消极沉默。但胡兰成知道，仅仅谄媚和哀求是不保险的，他担心张爱玲一时冲动，不顾必有的雾数后果而公开辩驳，所以他又以赞扬的方式阴险地警告张爱玲：“爱玲的清坚决绝真的非常好。她是不能忍受自己落到雾数，所以要自卫了。”（275）由于不能忍受落到雾数，当年张爱玲不留余地地与胡兰成解除了婚约，由于担心公开反驳胡兰成会落到雾数，张爱玲对《今生今世》的胡说只能沉默。绝顶聪明的她年轻时因情而昏，曾经雾数过一次，晚年早已心如止水，不可能再次发昏，再雾数一次。就这样，通过软硬兼施的言语挤兑，胡兰成达到了目的，张爱玲终于没有公开辩驳。张爱玲的沉默固然被胡兰成利用了，但张爱玲的任何公开辩驳只会使自己被胡兰成进一步利用于做广告。
张爱玲若公开反击，胡兰成只需说，我在书里赞你当年“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193）、“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154，“挟妓”应为“狎妓”），没想到三十年后你倒来吃陈年干醋。张爱玲就百口莫辩，只能一头撞死。
胡兰成在书中借张爱玲之口为自己做广告曰：“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也会响。”（155）且不说只有空壳脑袋才有这样的音响效果，即使张爱玲指出当年并未说过此话，纯为胡氏向壁编造，捧胡派只需问一句“那你当年怎么会爱上他”，就能把张爱玲噎死。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下卷中假撇清地把张爱玲收到上卷后预索下卷的“清坚决绝”的信录入（343），一方面是向张爱玲表示，他没有利用她，他没有暗示她对他犹有余情，但另一方面却是向张迷们表示，《今生今世》出版后，只要张爱玲不反驳，就是可信的。胡兰成的小聪明足以让他预知，张迷们一定会猜疑嘀咕：张爱玲会去信向胡兰成索书，阅读后又不公开反驳，可见《今生今世》是可信的，而且张爱玲对胡兰成毕竟犹有余情。实际上决非如此，张爱玲向胡兰成索书，只是想看看这个卑劣龌龊的前夫在下卷中还会如何编派她，如何利用她——任何人设身处地都能理解。或许“犹有余情论”者会说，张爱玲完全可以托友人代购《今生今世》下卷，如果决无余情，何必不怕误会地向胡本人索书？这有两条理由：一、托友人代购，难保不传开去，被八卦记者喧腾得无人不知，反而显得偷偷摸摸犹有余情。二、措辞冷峻地致书胡兰成，正是为了明确警告胡兰成不要忘乎所以地穷形尽相。张爱玲的事先去信、事后沉默，是极为明智的最佳对策，事实上也基本达到了目的，胡没敢在下卷中进一步抖出胡张情史中更龌龊更秽亵的陈年猛料。有窥隐癖的张迷或许对此很失望，但迷一个人迷到见隐私就大乐，实在已堕入魔道，决非艺术欣赏的正途。其实男女私情普世皆同，有何新奇之处？只有作为想象之奇葩的艺术，才会匪夷所思，出人意表。
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张爱玲收到《今生今世》下卷后，就不再与胡兰成有任何联系，而是给夏志清写了 ，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文学史的，也是写给所有张迷的：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编者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张爱玲文集补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295页）
张爱玲的“不可及”在于，决不提及胡兰成写自己的地方何处编造，何处是实，何处不尽不实，仅借胡兰成编造姑姑语录、“缠夹得奇怪”、“出恶声”等寥寥数语，就四两拨千斤地否定了“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试想，如果张爱玲像张迷一样认可《今生今世》，何至于竟要出恶声？恶声欲出而未出，正是因为避吃醋之嫌疑和怕纠缠之雾数。然而恶声欲出而未出又让张爱玲耿耿于怀，于是九年后她又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
“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1975年12月10日致夏志清信，同上，294页）
细检《今生今世》全书，胡兰成从未把张爱玲称为自己的妾，“妾”字仅出现于周训德口中：“我娘是妾，我做女儿的不能又是妾。”（187）周训德之所以自居为“妾”，是因为她把张爱玲视为胡兰成当时的“妻”。然而胡兰成却明确宣布：“我的妻至终是玉凤。”（121）这就是张爱玲断言胡兰成“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的证据——张迷们毕竟事不关己，所以视而不见。《今生今世》不仅不可能让张爱玲认可，而且让张爱玲对红尘旧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胡兰成从未视自己为“妻”，连作为续弦的“妻”也不是。张爱玲不仅对周训德口中的“妾”字感到极为刺目，而且还有非常“戳心经”（沪语）的联想：张爱玲早年遭乃父毒手差点死掉，正是其父之妾唆使。
周训德的话更让张爱玲不可忍受的是，作为小妾之女，周训德尚有志气不甘于做妾，而张爱玲之母毕竟还是正妻，她这个正妻之女原本也自以为是正妻，结果竟与周训德一样只是胡兰成的“众多妾之一”。况且胡兰成喜欢周训德这个“小娘（即妾）生”（绍兴方言）的妾，还远远超过张爱玲这个正妻生的妾。此书对书名的仅有一次点题：“今生今世呵，端的此时心意难说。”（185）正是对周训德而发。请问张迷，如果你是张爱玲，你会认可《今生今世》并对胡兰成犹有余情吗？
胡兰成对张爱玲如此负心薄幸的荒唐理由是：“我待爱玲，如我自己，宁可克己，倒要多顾顾小周与秀美。”（247）实际上是因为，在周训德这种小鸟依人的传统女性面前，胡兰成可以尽享大人物的威福，而在张爱玲这个风华绝代的独立女性面前，胡兰成只能感到真小人的卑琐。所以与其说胡对张始乱终弃，不如说胡是从张身边逃走的。他若不及时逃走，张爱玲早晚会识破，这个空心大老倌，不过是油头小光棍，比抢她钱包的上海滩瘪三好不到哪里去，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抛弃谁呢！
以张爱玲在其小说杰作中体悟人心的高度智慧，早在1947年与胡兰成诀绝之时，她已识破了胡兰成的真面目，最后赠以巨款不应视为犹有余情，而应视为心高气傲的恩断义绝。不料厚颜无耻的胡兰成时隔多年之后，又在《今生今世》中以似赞实污的方式再次企图把她拖下水，由于避吃醋之嫌疑和怕纠缠之雾数，她不愿公开辩驳这个令她贻羞终生的前夫的胡说，而是致信文学史大家夏志清以自明其志，为历史作证。以她对文字的高度敏悟，信中虽言语无多，但下语极重，用意极深，决非泛泛的不经意之论，而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终极判词。张爱玲知道，跨度九年的两封信，必会引起夏志清的足够重视，后者必定心领神会，在她死后将信件公之于众。张爱玲知道，“出恶声”三字，足以粉碎胡兰成的阴谋，使流言止于智者，而对热衷于捕风捉影的不智者，虽辩也无益。这样她既避免了尘世扰攘，又确保了身后清名。
总之，张爱玲既没有认可《今生今世》，也没有真正沉默。《今生今世》所述的一切张爱玲语和胡张情史，除了张爱玲致胡兰成的三封信，以及必非胡兰成之歪才能虚拟的那些张爱玲语，其他只能姑妄听之，不可视为信史。张爱玲的沉默不应视为默认，而应视为不屑置辩的否定。至于《今生今世》写到的其他男女，由于死无对证，也必定不尽不实，不可全信，包括梁漱溟究竟是否如胡氏所说被他哄得团团转，颇可存疑，否则以胡氏的不择手段，怎么可能不把梁氏回信录入以抬高身价？《今生今世》只能供我们判断胡兰成，却不能据以判断其他人。
未读《今生今世》全书时，我已看过此书专写张爱玲的一章《民国女子》，当时觉得略有意思，但读完全书（据说大陆版删去了原书第二章，并非“足本”，但不影响我的基本判断），发现此章也平庸轻薄，除了为张爱玲添些未必可信的野史材料，别无好处。若有好处，则是张爱玲自身固有的，只须读张爱玲的作品足矣。赵明诚因为不甘心向妻子李清照服输，曾经作了三十首词，嵌入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然后请友人评品，友人看完独赞此句。出于儒家大男子主义，赵明诚面对妻子的杰作不是顶礼致敬，而是犯酸逞强，可见大男子主义往往是小男人的培养基。胡兰成的文才正是赵明诚级别的（人品则远逊），他笔下如有尖新可喜的妙句跳出，若非张爱玲的成句，必是窃取张爱玲的文心笔意。所以不读胡兰成，对张迷不会有任何损失。读了胡兰成，张爱玲倒有点雾数，甚至沾上不少龌龊。梁漱溟侥幸躲过了终生之羞，而张爱玲毕竟未能躲过这一终生之羞。这是张爱玲之沉默的唯一解释。
本文批评的那些非张迷的捧胡派，大多是男人，有些人承认没读过张爱玲，甚至不知道张爱玲，那些读过张爱玲的人，若非缺乏文心慧眼而不知味，就是存有性别偏见，没有读进去，看不出好，甚至看出好也因性别上的犯酸而不予承认，因此才会两眼一抹黑地胡说胡比张才大。
捧胡派的领衔者名头颇不小，除了上举余光中、卜少夫，还有王德威、贾平凹等人，其余藉藉无名的起哄之辈，不提也罢。我录下这些名人立此存照，是希望名人们发言前要爱惜羽毛，对自己负责，更希望名人们开口前要深思熟虑，对历史负责。切不可轻率地掉价消费自己的知名度，因为名人具有公信力，比非名人更容易误导公众。拙文的论难，或许正如胡兰成所说：“自古喋喋众说未有因论难而被扫清的。”（269）然而大义所在，责无旁贷；触犯众怒，在所不计。
八 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颇堪玩味的是，江山代有才子出，为何堂堂中华现在连胡兰成这种“档次”（止庵语）的羽量级才子都不再有，弄得这种不足道的小才子被误认为是不世出的大才子？中华自古多才子，胡兰成这种轻薄无行的小才子，搁在哪个时代都不稀奇，只有在少见多怪的当代国人眼里，才会被当成稀世宝贝追捧。
止庵所列诸才子，与胡兰成的不同之处是，这些才子都是书生，因此尽管在文章上均不无轻薄，但在道德上却不像胡兰成那样无行。细究起来，钱锺书是才子加学者，林语堂是才子加隐士，梁实秋是才子加教授，董桥是才子加雅士——余秋雨倒与胡兰成相近，即均非书生。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才子加市侩，后者是才子加流氓。胡兰成是标准的三四十代上海滩上的“才子加流氓”——这一名称的发明者鲁迅则是才子加战士。乡先贤鲁迅翁最讨厌的两种人就是市侩和流氓。顺便一提，像胡兰成一样出任伪职的鲁迅之弟周作人也与胡兰成不同，周作人是才子加叛徒，胡兰成却够不上叛徒的档次，只配做流氓。周作人是真心认为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他出任伪职与自己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早在出任伪职前已是文化叛徒——请注意，“文化叛徒”并无贬意，任何有生命力的强势文化都不怕出叛徒，反倒欢迎挑战者和反叛者，只有衰竭垂死的弱势文化才害怕挑战者和反叛者。但胡兰成认为百弊丛生、日薄西山的中国文化优于一切文化，所以他出任伪职与自己的思想无法兼容，只暴露了玩世不恭的流氓本性，举凡政治、文化、学术、思想、异性，无不亵玩，也无一当真。所以胡兰成的“中华文化优越论”也不能当真，他赞美任何事物都是为了赞美自己，抬高任何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他的令浅学者感到天花乱坠的一切议论都不是从严肃的普遍意义立论，而一定是玩世不恭地具有个人性的特殊前提，是对其轻薄无行的拙劣辩护。他的“中国文化优越论”只是改头换面的自我优越论，根本经不起推敲。令人失笑的是，胡兰成赞美有加的“中国文化”确实“优越”到了如此地步：竟会对他这种轻薄无行的小才子如此追捧！所以胡兰成的中国文化优越论，也可以视为胡兰成对追捧者的投桃报李。在如今这个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时代，一个曾经背叛祖国的人尚且对祖国文化如此偏爱，就比某些洋人偶尔别有用心地谬赞中国文化，更令国人感到意外之喜，对其本人也有了格外垂青的特殊理由：到底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吾邦才子。然而我的观点反是：终究是永无特操的本土流氓。
我说中华自古多才子，似乎也有点“中华文化优越论”的味道，其实没有。中华自古多才子，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中国的人口总数自古以来全球最大，基因库也全球最大，以概率来看，全球最大的基因库能够产生的基因变异数量，必为全球最多——不知基因和概率的古人凭着天才直觉，正确地称之为“异数”。因此中华自古多才子，是不足为奇的稀松平常事。真正令人称奇的是自古盛产才子的中国，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就不再出才子了，尤其是再也不出世界级大才子了。
自古以来的历朝历代，中国都出产大量的世界级大才子、大才女。群星闪耀的先秦诸子不用说了，争奇斗妍的魏晋才士和唐代诗哲也不必提了，中国文化开始走下坡路的宋代，尚有世界级大才子苏东坡和世界级大才女李清照，即使是作为中国文化末世的明、清两朝，依然有施耐庵、罗贯中、金圣叹、徐文长、袁中郎、李笠翁、张宗子、曹雪芹、纳兰容若、郑板桥、袁子才等无数世界级大才子。到了传统中国已经死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丰子恺、曹禺、老舍、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等一大批世界级才子才女。
然而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整整半个世纪，中国还有谁堪称世界级大才子和世界级大才女？王蒙？贾平凹？余秋雨？余华？王安忆？池莉？列出这些名字，我忍不住要说：别逗了！借用当今的世界级大才子昆德拉的话来说，一开列当代中国才子才女的名单，上帝必发笑。不过上帝要笑且莫管他，是中国人就该问一问：为什么不再有李清照，为什么不再有曹雪芹，为什么不再有鲁迅，为什么不再有张爱玲？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再出世界级大才子？为什么比中国人口少得多的国家也能出世界级大才子而中国却再也出不了？难道巨大的基因库不存在了？决不是。当代中国的基因库比任何时代都大，作家协会颁发的专业写作执照数量已很可观，从事文学练摊的业余写作人口更相当于全球其他地区业余写作人口的总和。难道基因变异的概率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先天的天才概率是不变的科学常数，后天的成才概率只会随着教育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而有所上升。以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因库，乘以不变的先天概率常数，“人多好办事”的当代中国理应出有史以来最多的世界级大才子，然而事实却是引无数才子竞折腰。唯一的解释是，按先天概率出生的天才儿童一个也不少地出生了，但中国的文化环境不再允许这些天才儿童成长为世界级大才子，中国才子的后天成才率，在整整半个世纪中下降为零。由于任何大数乘以零都等于零，整整半个世纪中，世界级中国大才子的总数也等于零。与美人胚子只有在合适的生存环境中才会出落成美人、大美人一样，才子胚胎也只有在合适的文化环境中才会成长为才子、大才子，没有合适的外部环境，美人就会“红颜薄命”，才子就会“英才遭嫉”，被环境扼杀于摇篮之中。上帝播下了无数龙种，但我们收获的却是一群跳蚤。
公允地说，由于见多了胸无点墨的当代名作家十分畅销的烂书，普通读者对胡氏这点微末才学的高评还情有可原，但众多名作家也对胡氏推崇备至就太离谱了。仅仅因为旧书读得比胡氏还少，记性学问比胡氏还差（胡氏错记错用的硬伤之多与余秋雨有一拚），腹中空空如也，连胡氏的胡乱掉文也做不到，他们在小才子胡兰成面前也感到矮了半截。所以名作家们对胡氏的高评，决非英雄见英雄，惺惺相惜，而是猴子照镜子，自赞自贬。因此读者对胡氏的高评，根本责任也在于当代作家的没出息——他们那点极有限的可怜才能也没有花在把作品写好上，而是把全部工夫花在了诗外，他们是一群想巧言却不能巧言的蹩脚佞人，想甜言蜜语却结结巴巴的下等小花脸。于是胡兰成这个巧言令色的佞人和清嘉婉媚的小花脸，就成了侏儒中的巨人。由于世界级大才子在中国绝迹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胡兰成这个轻薄无行的羽量级流氓才子，就令不少国人疯魔了。
2004年1月28日起草
2004年2月12日定稿
附记：春节前刚写完三万字长文《颠倒众生的外国坏蛋》，没想到春节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也长达两万字，而且写的是一个颠倒众生的中国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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