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之由来与发展
中国诗歌之由来与发展，可谓源远流长，概括起来，无非源、流、潮、落四大阶段。诗经楚辞之风骚，乃其源；汉魏六朝之古风，乃其流；唐诗宋词之今韵，乃其潮；至于元、明、清，乃戏剧产生与发展的时期，对于诗歌来说，虽时有浪花与漩涡呈现，但已进入跌落阶段。尽管清代乾隆年间诗词有一段所谓中兴时期，但这也否定不了元、明、清乃诗词跌落时期的大势。若无此一时之漩涡出现，则诗词发展早就进入破灭时期了。诗词发展到近代，由于取消国学教育加之白话文的兴行，诗词已是余烬半熄，走向了灭亡阶段。这就是中国诗歌历史之概况。本章主要叙述源、流、潮三大阶段。
一、诗歌之源——诗经与楚辞
中国乃最早的诗歌国度。早在远古部落联盟时代，部落联盟酋长手下，便设有专门管理诗歌音乐的官员，例如舜帝时的乐官名夔。《史记•五帝本纪》有此记载：“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虽然那时以石为乐器，但却配以“诗歌”了（“於”读wū，应词也）。《史记•五帝本纪》另有记载：“于是，大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九招乃招致异物之乐，故曰“九招”。当是九大图腾部落合成的部落联盟之歌，如同今之国歌一样。后人因“招”乃乐曲，故变手字偏旁为音字偏旁，而得“韶”字，这应是韶字的最早字义。故“九招”又谓之“九韶”，分为九章，每章各颂一个图腾，即后人所谓的“九韶”或“韶乐”了。在古代“九”为大数，乃概数而已，并非只有九个部落。有点说远了，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从部落联盟时代起，各个时代都有专门管理诗歌音乐的乐官。乐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和整理民间的乐曲、诗歌或歌谣，加以整理，然后用以教化儿童（“教稚子”）。这也是最早的国家教育机构了。从孔子教育儿子就可以看出，古代对诗歌的教育作用是相当重视的。《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尝独立”是说“孔子一个人（曾经）站在院子里”。“鲤”乃孔子的儿子孔鲤。“诗”即诗经。孔子在这里指出：不学诗经，就难以出言说话。或者说，不学好诗经，就不会说话。当然这里的“言”是指雅言，即符合文理的全国通行的国语，不是俚语土话。
诗歌乃最早的文学体裁，还没有出现文字以前，诗歌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诗歌源于劳动。大家都知道，集体劳作时，人们往往要喊号子。号子具有节奏，可以调动人们同时用力，使合力集中。号子源于劳作时呼、吸气发出的喔唷声，因此具有节奏。后来人们便编一些歌词，用于号子中喊唱，这些歌词便是诗歌的雏形。将劳动号子编成歌，边劳动边随着节奏歌唱，这亦能减轻人们的疲劳。例如《帝王世纪》所记载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就是一首有文字历史以前流传下来的古老诗歌。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平，国无税敛，官无俸禄，民风纯朴。庶民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尚未进入贫富两极分化，乃一原始自然的和谐社会。人民劳作或闲暇时候，便作歌自娱。据传，《击壤歌》乃当时五十位长者击壤时咏唱之歌。击壤，当是平整田壤或筑路夯土之劳作。由此可知，诗歌最早源于劳动，这是无可非议的。该诗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帝王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帝力，帝王的好处。力，通“利”也。可见那时的帝王并非暴力统治者，而是与庶民平等的领头人，亦是自食其力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未“摄行天子之政”前，亦是耕作之庶民。史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文中“历山”，山名；“雷泽”，湖泊之名；“河”指黄河；“寿丘”、“负夏”均地名。这里说，舜在历山耕种田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制作陶器以外的其它用具，有时去负夏（一名“负瑕”在今山东兖州北）。就时，适时。可见当时社会是多么平等和谐，令人生羡。
另一首古老诗歌乃虞舜时期流传下来的一首诗歌，名为《南风歌》。据传，这是虞舜弹琴吟唱的一首歌，表现出虞舜关心人民疾苦的伟大胸怀。故有“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见《史记•五帝本纪》)。让畔，将田之边沿多留出以让与邻。让居，将居所让给别人。苦窳（gŭyŭ），粗劣也。成聚，成为聚居村落。成邑，成为城镇。成都，成为都市。可见，舜乃民心所向也。《南风歌》全诗如下：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其中，熏，温和也。愠，忧郁或怨恨之意。时，此处意为适时。阜，多也；此处作动词，增多之意。其中，“熏”“愠”押韵，“时”“财”押韵（古韵）。该诗的大意是：温和的南风呀，可以平慰化解我人民之愁怨；适时而至的南风呀，可以增益我人民之财富。这首诗歌充分表达了虞舜希冀人民平和富有，愉快而幸福的强烈愿望。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诗集，就是《诗》或曰《诗三百》，即至汉代尊儒风起之后，被尊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或春秋时期初期，其中的《国风》诗篇，大多数是周廷从民间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并经乐官整理而成的。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云：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它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这就是说，在孔子整理出“六经”之前，《诗》已经是一种文献了。也就是说，《诗》辑成于孔子编修之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者。由此可见，《诗》成集最晚当在春秋时中期（春秋时期为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计244年）。
诗经分《风》《雅》《颂》三类诗篇。朱熹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这里所谓的“民俗歌谣”便是民歌；“正乐之歌”便是当时文人所写传唱于上流社会的诗歌了，主要写上层的社会活动及其礼仪；“宗庙之乐歌”便是对宗庙社稷的颂辞了。诗，最早源于民歌。这是因为周灭商之后，一统中原，分封诸侯，民有所归，整个社会呈现出升平景象。周虽得天下却对异族实行怀柔政策，即使商人仍有封地，宋国就是商之后裔的封地，以继承商之宗庙香火。周一统天下之后，人民安居乐业，自然悦而乐之，便产生了大量的民歌。这些民歌便是诗经辑成的素材。故而诗经首成者当是《国风》，且置于开篇。《国风》百六十篇，占《诗经》百分之五十二强。《雅》乃文人之创作，其中，《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雅》合占百分之三十四略强。《颂》亦是文人之作，共四十篇，仅占《诗经》百分之十三。由此可见，诗经主要采集于民间，其次才是文人的创作。范文澜所着《中国通史》对诗经有以下之论：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即西部）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从诗篇内容来看，《国风》主要写民风民俗，只有《邶风•击鼓》、《卫风•伯兮》、《王风•扬之水》、《魏风•陟岵》、《秦风•无衣》、《豳风•破斧》等数篇涉及战争。其中，《邶风•击鼓》一首乃写邶国参与周初王师对陈、宋的平叛。《卫风•伯兮》写的也是周初王师东征的事。《王风•扬之水》乃写在申地戎边的事。《魏风•陟岵》写的是父亲盼望在外服役的儿子回归。役，多指劳役，或许与征战有点牵连。《秦风•无衣》则歌颂士兵积极备战，参与王师征战的事。《豳风•破斧》乃写周公东征的事。以上战事均为西周时期王师征伐之战。因此，从诗篇内容来看，除了《周南》《召南》为周灭商之前的作品外，《国风》多数诗篇应为西周时期作品，少数为东周初期（春秋时期）作品。
诗经主要以四言句（言即字）为主，夹以雑言诗句，语助词用的较多，诗经里好多今语实词被用作虚词（大多是语助词）。例如《葛覃》篇之“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其中，前两句的第一个“言”字，后两句的“薄”字，都是语助词（一说“薄”乃“迫”之借用字意为“急切”）。而像声词之借用实词代之，如《关雎》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中，“关关”二字，便是雎鸠的鸣叫声。诗经有不少爱情诗篇，如《周南》中的《关雎》、《卷耳》、《汉广》，《召南》中的《草虫》、《殷其雷》、《摽其梅》、《野有死麕》等等。其中，《邶风》中的《静女》一篇写得尤为有趣。该篇写的是一对年轻恋人相会的故事：一青年男子下田劳动，他的恋人“静女”相约在城角等他，看到青年男子到来，她却藏了起来，急得这青年男子搔首，不知所措。静女很美丽，赠送恋人一支彤管毛笔，笔管闪着亮光，男子很喜欢。约会结束后，男子让牛儿自牧，自己归去田间除草。路上依然把玩欣赏着女子赠与的礼物——彤管笔，边走边感叹，并对着彤管笔自言自语，好漂亮好特殊的一支笔呀！不是因为你美，而是因为你是美人所赠啊。《静女》全文如下：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其中，“姝”，美也。“俟”，等待。“爱”，通“薆”，草木盛貌；此处作动词，意为“藏于茂密的草丛中或树后”，在古汉语中这种用法很普遍。“踟蹰”，迟疑、欲走不走貌。“娈”，貌美也。“贻”，赠也。“彤管”，毛笔也，笔管为红色。彤管当是一种表皮为赭色的筱竹做成的（细竹谓筱，粗竹谓篁，统之曰竹）。有些人多解释为“彤管草”之类，当是谬误。从左思的《娇女诗》之“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可以看出，晋代及其以前的诗人都将“彤管”理解为中国传统的毛笔。这也符合中国古代重文的观念。虽然这位青年男子是一位劳动者，他的恋人赠之以笔，希望他读书写字，完全可以理解。若理解为草，特别是后面的“荑”解释为茅草芽，究其意义何在？考古界发现过中国古代恋人之间有赠“草”的习俗吗？尤其对“自牧归荑”的解释近乎梦呓：牧，释为郊野（注：牧有“郊野”之意，亦引申于本意）；归，牵强为通“馈”；荑，释为白茅草芽；“自牧归荑”释为“自郊野赠送白茅草芽”。前面已在“城角（隅）”赠以彤管草了，何以又跑到郊野来再赠送白茅草芽呢?其实，这种解释，囿于前人设定的“该篇为贵族青年恋爱故事”这一前提，故得出荒唐而可笑的解释。将牛儿放于野外或山上吃草，谓之“牧”；人不看管牠，任其自由自在的去吃草，谓之“自牧”。故“自牧”应指这位青年男子任牛儿自行牧草。“归荑”，应该指青年男子约会结束后回到田间去除草，故曰“归荑”。“荑”，除草也（读阳平声tí齐韵部）。《周礼•地官•稻人》：“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殄”消灭、灭绝也。“芟荑”，除草也。镰刀割之谓“芟”，锄头铲之谓“荑”。另，今语还有一用法，就是将多余的禾苗除去，亦谓“荑”，今多写白为“剔”。其它词语，“说怿”，喜欢也，“说”，悦之本字，读音同悦。“女美”中的“女”乃汝之借用字，读音同汝。“洵”，诚然，实在。“匪”，非也。对于诗经中的少数词语，前人有些解释可以说是有谬误的，而今仍延误之。原因就在于后人不敢更前人之轨易前人之辙。其实对诗经疏义方面来说，仍有很多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继诗经成书约三百年之后，自别于中原诸夏之外的南方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西汉末，成帝何平三年，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原、宋玉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之《楚辞》。《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刘向的十六卷本早已亡佚。后班固、马融等之注本，也已失传。今之所见古本，便是王逸的《楚辞章句》，该本以刘向的十六卷本为依，附加了王逸自己的一篇《九思》，是为十七卷。为后世所传。楚辞作者从贾谊始，均为汉人，其中，除淮南小山之《招隐士》等一两篇外，其余诗篇艺术成就都不算高，不过附庸而已。
其实，《楚辞》成书并非刘向所为，刘向当是首位系统校订者。“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朱买臣一段。朱买臣生辰不详，卒于公元前115年，即汉武帝元鼎二年。刘向校订《楚辞》为汉成帝何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二者相距近80年。《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如是：“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 此段文字表明，庄助与朱买臣因“楚辞”俱幸得官或升迁。由此可见，这一段文字中的“楚辞”当是《楚辞》一书。而庄助与朱买臣因献《楚辞》这部书而得官或得以升迁。亦或《楚辞》就是庄助与朱买臣二人所编辑，庄助未官，朱买臣在官，不高。故“庄助使人言买臣”，让朱买臣献书，结果二人以《楚辞》俱幸侍中。汉代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初期文化发展方面极其缺乏文史典籍，故采取各种措施广谋之。献书可以得官或升迁，当是当时的一项鼓励措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中大夫用事”当是这样的事实。故而《楚辞》成书当在朱买臣为官侍中、作“中大夫用事”之前，最迟不会晚于汉武帝年代。另，司马迁乃汉武帝元封三年任太史令，此时，司马迁当是38岁（司马迁当生于公元前145年），即使活到80岁，已至汉宣帝元康初年，至汉宣帝离位尚有十七年。司马迁寿命不会超过97岁，故司马迁卒于汉宣帝继位之前或在位期间。而刘向首次校订《楚辞》乃汉成帝何平三年，距汉宣帝离位相隔24年。如果《楚辞》成书为刘向所为，则朱买臣就难以因《楚辞》而得官或得以升迁，而司马迁亦不可能将他死后之人所辑之书写入《史记》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刘向裒集《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的说法难以成立。故笔者推测，最初之《楚辞》当是屈原、宋玉等楚国文人的作品集，《楚辞》成书应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为楚国文人所辑成（恐怕《楚辞》亦在秦始皇所焚书之列）。后经刘向校订便加入了汉人之习作，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所云之貌。另一个可能就是，《楚辞》最初为庄助与朱买臣所编。
《楚辞》实乃屈原借用楚南（今湖南湘沅流域）巫辞形式，所作的属于“赋”的一种文体，前人谓之“韵赋”。屈原的弟子宋玉师承屈原文风，并发扬之，从而形成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诗体。《楚辞》使用的乃“赋”之语言，故《楚辞》多为杂言体，以五言、六言、七言为主，且句子中除感叹词“兮”外，使用了大量的散赋中常用的虚词，如“之、乎、者、也、而、以”等（诗经个别诗篇亦有用之）。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洪兴祖曰：‘三百篇（即诗经），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洪兴祖所指正是诗经与《楚辞》的主要不同之处（赋、比、兴，请参看第五章第9结）。
《楚辞》与诗经另外不同之处，乃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表现手法。黄志浩先生在《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中是这样评价的：屈原“凭借着自己丰富渊博的学识，奇妙开阔的想象，磅礴炽热的激情，斑斓缤纷的辞采，将笔端驰骋于人间与神界的广阔空间”，表现了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屈原以其爱憎分明的情感，颂扬正义，贬斥邪恶，忧国忧民，其铿锵激昂的语言，悲壮忧伤的咏叹，让人感受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心灵震撼。故《楚辞》有着浓厚的的抒情韵味和震撼力。其次，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喻表现手法。“在《楚辞》中，‘香草’‘美人’除了分别作为‘贤臣’‘君王’的符号，还是‘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的象征。”《楚辞》的这类比喻，“具有政治上的特定含义”，以至后来在学术界成了专门的学术术语（双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古代诗词创作与鉴赏》）。
诗经与《楚辞》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南朝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数百年间诗歌创作状况进行述评之后云：“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此处，“风”指《国风》，以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以代表《楚辞》。也就是说，诗歌无论如何发展，追根溯源，不是诗经，便是《楚辞》。
自《楚辞》出现，“诗”与“歌”已经开始分离了，如《诗经》里的诗歌，大部分是用来歌唱的，是有曲调的，可供宫廷乐队或歌女演唱。这些曲调主要用古琴演奏，故被后人尊称为“雅调”。但《楚辞》则纯粹文人自咏（这种吟咏或许要借助“巫辞”的腔调），藉以发泄自己的忧思和抱负的。《楚辞》不是供宫廷演唱的。它是纯诗体。而“歌”则继续在宫廷乃至达官贵族手中延伸。汉代的《乐府》便是“歌”这一支脉的发展。
二、汉魏六朝之古风
诗经、《楚辞》之后，由于战国时期的混乱，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焚书坑儒等暴政，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文化颓于衰落时期，尚未复苏，故而诗歌处于低靡不振的萎缩期。而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只统治了十几年，十分短暂，自然不会有新的诗歌呈现。
汉朝建立以后，社会逐步走向稳定，经济得到了复苏和发展，同时尊儒风起，文化得以复兴，加之宫廷对歌赋的重视，因此，诗歌又得到了复兴和长足的发展。
汉乃楚人所建，故西汉初期的诗歌仍受楚辞的影响，出现了一部分“骚体”诗。例如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刘细君的《悲愁歌》、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歌》等等。
汉代，国家设立了专门采集、整理和管理诗歌音乐的机构“乐府”，收集并保存了大量的歌曲或称之为音乐诗歌，部分曲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部分采自民间，少数为文人创作。“乐府”也是宫廷教习歌舞、培养歌舞人才的机构，同时也是为宫廷提供歌舞娱乐的服务机关。但歌词几乎随着宫廷的需要或时代的要求而被文人所更新。这些更新了的歌词，六朝以后（六朝乃指西晋、东晋、南朝之宋、齐、梁、陈），已经完全脱离了乐曲。于是，“乐府”这一名词便被借用来指汉代乐府所保留下来的、主要为歌词的、已经脱离了音乐曲谱而成为纯粹诗体的那些诗歌。这种诗体在隋唐时期相当流行，唐代诗人亦曾按照乐府诗的风格，写下了不少仿“乐府”诗。唐代诗人的这些仿“乐府”诗，亦被称之为“乐府”或谓“新乐府”。故六朝以来的“乐府”诗，均指纯诗体的“乐府”风格的诗歌，不管是汉代流传下来的，还是后人模仿的。
西汉“乐府”多杂言，东汉“乐府”多五言。这就是说，西汉时期，“乐府”主要的作用是“歌”，文人创作也是为“歌”，当然也有不为“歌”而作的诗。但东汉时，文人创作大部分脱离了“歌”而走向纯粹“诗”的创作（尽管也被用来演唱）。因此，新兴的五言诗体便倍受文人青睐。这时，诗又从“歌”中分离出来，已经与“乐”脱离了干系。至六朝，五言古诗已经主导了整个中国的诗界。
五言古诗脱化于四言诗体。汉语的特点是，单音字本身就是一个词元。诗是讲究节奏的，四言诗句只有两个双音节拍或曰双音步，对于单字的运用十分不方便。增加一个字位对于单字运用增加了灵活性，而且这样一个单音步，亦为诗句节奏调节上扩大了足够的空间。其实，诗经里就有五言诗句。例如《诗••召南•行露》篇中就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又“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显然，汉代人已经发现了，五言诗句读起来要比四言诗句上口得多。
五言古诗最早出现于西汉强盛时期汉武帝朝代，像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可谓这一时期的五言古诗之萌芽代表作。尽管不是纯五言诗，但已具备五言古诗的基本特征。且抄录如下：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
顷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其中，第五句前加了一个“乐府”诗常有的三言插语：“宁不知”。这个三言插语的作用就像“词”中的“领格字”，它函盖后面的整个完整意句。也就是说，“宁不知”插语是对“顷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样由两个子句构成的一个完整意句，而不仅仅是“顷城与倾国”这一子句。从三言插语这一特征来看，他的这首五言古诗仍属“乐府”诗。而西汉成帝的后妃班婕妤的《怨歌行》（又名《团扇歌》）则是纯五言体诗：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五言古诗至东汉中后期已相当流行，并且已经独立为纯粹的诗体，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已经与“乐”脱离了干系。但那时的五言古诗诗句没有定数，可多可少。不妨摘录几首以供品赏。
赠妇诗三首（选一）
秦 嘉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
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
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
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
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
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
[秦嘉，字士会，垄西人。桓帝时本郡上计吏。]
疾邪诗二首
赵 壹
（一）
河清不可恃，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优北堂上，骯脏依门边。
（二）
势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
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
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
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
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赵壹，字符叔，汉阳西县人，灵帝时名士，恃才倨傲，不受征辟。]
五言古诗从汉走向六朝，出现了许多经典诗篇。东汉文人的代表作便是六朝乃至唐宋诗人十分崇尚的《古诗十九首》。其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这九首，以写女子怀思等爱情为主；其余十首多以物事而兴、写对人生的感叹，少数写游子羁旅怀归的情思。《古诗十九首》多以直白的语言，将相思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如“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轩车，有盖厢有窗的迎亲车），“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荣，花也；所思，所思念之人）等等，这些都属于“赋”的笔法。此外也有“比、兴”笔法，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用的是“比”的手法，乃隐譬。“胡马依北风”隐喻了离人在遥远的北方，而“越鸟巢南枝”乃隐喻女子在南方，或许就在越国旧地。“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便是“兴” 的笔法，其中前后两句句意毫无关联。这种“兴” 的笔法，在古诗中不乏其例，特别是诗经中。这就是说，《古诗十九首》虽然已经定型为“齐言诗”，却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写作手法。
《古诗十九首》是诗的一支，而乐府则是歌的一支。汉代乐府多为叙事。例如《陌上桑》一首，描写了秦家女罗敷如何机智摆脱使君（太守）的纠缠。共分三个层次推进而写。这三个层次古人谓之“三解”（“解”即今之戏剧中的“折”，只是由于语音的变化而用字不同而已），不妨录于此，以供欣赏：
[一解]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二解]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三解]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东汉时期，乐府亦多是五言诗句，但却是用于演唱的歌词。
五言古诗发展到东汉末年，可以说进入了鼎盛时期。诗界最为闻名的当数“建安七君子”，即孔融、王灿、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其中，王灿、刘桢的诗歌成就最为显著。王灿的《七哀诗》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全诗如次：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以反映战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凉景象，诗歌充分体现了诗人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心声深系民生的伟大胸怀和深沉的思想，使诗歌染以“慷慨悲凉”的色调，读之无不令人涕然泪下。故后人对此诗风形象地称之为“建安风骨”。
提到“建安风骨”，不能不说曹操。曹操乃当时北方实际统治者，驰骋疆场，飞扬跋扈，故而思想不受羁绊；同时，又是一个心系民生的领袖人物，有着鸿宏之抱负。其脍炙人口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正表现出他的这一伟大胸怀。“周公吐哺”充分的体现了他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抱负。曹操的诗给人以苍劲巍然之感，宛如苍松矗于泰山之巅。因此，他的诗被后人崇为“汉音”。
进入三国鼎立时期，诗歌的领地仍在北方。三国鼎立时期，魏国在北方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外御狄戎，内抚黎民百姓，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风一改“汉音”苍劲气质之壮，焕然以华茂文采之美回归文人诗风貌。这便是后人所谓的“魏响”风格。“魏响”以曹丕、曹植为代表，尤以曹植诗歌为显华。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一书中，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的诗以曹丕称帝为界，其前受曹操诗风影响较大，多写征战军旅，很有慷慨之气质。其著名诗篇《白马篇》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兼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千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该诗以边塞征战为主题，写出了好儿男“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曹操选择继位人时，曾在曹丕和曹植之间进行过掂量，但终因曹植略欠谋略，同时屈于“长子承继”的传统观念，而选择了曹丕。曹丕继位称帝以后，对昔日政治竞争对手——自己的亲兄弟曹植进行无情的迫害和打击，令曹植充满了零落失望、孤独无依、伤感哀怨、不解愤懑的复杂情感。《赠白马王彪》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其中的诗句：“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和谐，中更不可俱。”“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正反映了他的这一悲伤心情。另外，曹植的《七步诗》几乎是“路人皆知”。据说，此诗乃曹丕逼迫下所作，曹丕出七步为诗的难题，若曹植七步之内作不出诗，曹丕便想借机杀掉他。曹丕要杀亲兄弟，却激发了曹植的灵感，以“煮豆燃豆萁”比喻兄弟相残，在七步之内做出了一首寓意深刻的诗，可见曹植之睿智。《七步诗》全文如下：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该诗被后人选作启蒙读物时，被改成以下四句：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一改，更加言简意赅了。
“魏响”的后续代表人物便是“竹林七贤”。尤以阮籍、嵇康为着。“竹林七贤”正处在魏晋换代之际，囿于传统理念，对司马氏之专权霸政、蓄意篡位的野心，倍加蔑视与憎恨。故而时常遭到打击和排挤，后多辞官归隐。故“竹林七贤”诗风避谈时政、多咏山林，但却蕴寓着不得施展抱负的无奈。如阮籍的《咏怀》之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鍳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西晋时期的诗风几乎与“竹林七贤”诗风无太多差异。但诗人却在修辞上有所突进。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便是陆机。陆机的诗，功底深厚、语言精美华丽。而且多为“骈句”，如《猛虎行》诗除了首两联尾两联外，其余六联全部是“骈句”。全诗如下：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
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日归功未建，时往岁在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
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
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可以说，南北朝诗风追求文采华丽，便始于西晋。
西晋时期还有一个人物，诗文与陆机齐名，他就是潘岳。此外，尚有左思，其诗风不尚藻饰。多以“咏史”，借古讽今，其代表作为《咏史》（八首）。但亦不乏精工细描之作，如《娇女诗》便是此类。该诗刻画细腻，娓娓动人。特抄录如下，以供欣赏：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
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妆台，黛眉类扫迹。
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娇语若连琐，愤速乃明 。
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执书爱绨素，诵习矜所获。
其姊字惠芳，面目灿如画。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
举觯拟京兆，立的成复易。玩弄眉颊间，剧嫌机杼役。
从容好赵舞，延袖像飞翮。上下弦柱际，文史辄卷襞。
顾眄屏风画，如见已指摘。丹青日尘闇，明义为隐赜。
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红葩掇紫蒂，萍实骤抵掷。
贪华风雨中，眒忽数百适。务蹑霜雪戏，重綦常累积。
倂心注肴馔，端坐理盘槅。翰墨戢函桉，相与数离逖。
动为炉钲屈，屣履任之适。止为荼荈剧。吹嘘对鼎鬲。
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衣被皆重地，难与沉水碧。
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
西晋诗人中，我们不能不提傅玄。傅玄诗承继汉代遗风，其《苦相篇》颇具汉乐府风格。下面是傅玄的一首“骚体诗”《吴楚歌》：
燕人美兮赵女佳，其室侧迩兮限层崖。
云为车兮风为马，玉在山兮兰在野。
云无期兮风有止，思多端兮谁能理？
傅玄诗以清切飘逸、感情深邃见长。这首诗很短，却很代表他诗歌特色。“其室侧迩”乃引用了《诗••郑风••东门之墠》之“其室侧迩，其人甚远”句意。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她的居室就在旁边很近，但她人仿佛隔得很远。“云为车兮风为马，玉在山兮兰在野。”此二句以丰富的想象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语言，表现出诗人对高洁人品的追求，这一高洁人品在诗中以端庄女子的形象出现。“思多端兮谁能理？”最后感而叹之：如此高洁端庄的人品，又有谁能理会得了呢？
东晋诗人当数陶渊明。陶渊明，名潜，字符亮，号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他的诗主要以写田园风光与乡土人情为主，故后人誉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他的诗可以说，是对中国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的讴歌。与今日的工业化、环境污染、奇病异症陡生、社会紊乱相比，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真真令人羡慕之至。陶渊明不仅诗作得好，而且陶渊明的赋亦闻名史册。特别是他的《桃花源记》更是无人不晓的嘉文。代表陶渊明回归自然之思想的诗作，就是《归园田居》一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芜，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晋朝灭亡后，中国又陷入了百六十年余的南北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史书谓之南北朝。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历经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五个小朝廷割据更迭局面。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主要以南朝为主流，仍以五言诗为主要形式。可以说，五言古诗自东汉，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方兴未艾。南朝齐代的诗人，首屈一指的当数谢灵运，与之齐名的尚有颜延之（字延年），并称“谢颜”。此外，尚有鲍照为同时代著名诗人，与“谢颜”并称“元嘉三大家”。谢灵运乃由东晋进入南朝的诗人，东晋灭亡时，谢灵运只有三十五岁，正是文采鼎盛时期。谢灵运擅长写山水诗，被后人尊为“山水诗”之鼻祖。但他的山水诗后人认为有程序化倾向：开头叙事，中间写景，结以舒感或说理，多是哲理性语言。例如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误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扉。
芰荷叠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掩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写山水诗见长的后起之秀还有谢朓，世称“小谢”（以别谢灵运）。谢朓，字玄晖，南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乃谢灵运之后辈。他的山水诗别具深情妙理，风格清俊秀丽，成就尤高。下面我们欣赏他的《游东田》一诗，乃其郁闷时出游建康东郊所写：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
寻步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这样的妙句，如果不注重细微观察是写不来的。所以诗人的功夫在留心注意、善于观察。鱼在水中嬉戏，波及新荷摇动；群鸟惊飞而去，震动枝条，残留的花瓣，便纷纷坠落。都是“震动波及”的结果。
西晋初期，陆机已经意识到了字音中有高低轻重错综之美。至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谢朓、周颙、沈约、王融等人，更进一步明确了汉字四声（平、上、去、入）之分辨，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文字声调的和谐，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将之运用于诗作中，体现出抑扬顿挫的音律之美，被后人称之为“永明体”。它是孕育中的格律诗之胚胎，终于在唐代诞生出声合音律之美的的近体律诗。
南朝梁代之后，诗人辈出，如“江郎才尽”一典中的江淹，为谢朓所称赏的虞羲，注重音律的何逊，受到沉约赏识的王藉，此外尚有萧刚、虞肩吾、徐陵、庾信等所谓“宫体诗”诗人。“宫体诗”诗人中，艺术造诣最高的当数徐陵和庾信，故而宫体诗赋又被称为“徐虞体”。“徐虞体”对唐初文人的影响颇大。徐陵，字孝穆，陈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八岁能文，十三岁通老、庄。曾于梁、陈两代为官。博学多辩，精于骈文，文风轻靡绮丽，为时所宗。亦有一些描写边塞风光的作品。其诗作今仅存四首，诗文均接近近体诗的平仄布局，如《关山月》一诗：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该诗已经是一首合格的五律，其中第五句用了救拗句式，即“三四互换”句式。其余用字完全符合“奇活偶定”的变通原则（置以下横的字为平声字）。
庾信，字子山，北周南阳新野人。十五岁入东宫为梁昭明太子萧统讲读，十九岁为萧刚抄撰学士，出入宫廷，与徐陵等作宫廷诗赋，时称“徐虞体”。后出使西魏，滞留北朝，被迫出仕。后期多写“乡关之思”，《哀江南赋》、《拟咏怀诗二十七首》乃其代表作。其作品注重形象、声色、擅长骈俪、用典，既是集六朝大成的作家，又是唐代骈文与诗歌的先驱，对融合当时南北文风有特殊贡献，深受杜甫推赞。在此摘录其《拟咏怀》诗之两首，以供欣赏：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
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
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
雪泣非去鲁，凄然忆相韩。
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
楚歌绕恨曲，南风多死声。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庾信用字之巧，可谓绝矣。“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两“寓”两“安”，首尾对称，两句骈俪，堪称一绝。上首除了末联，句句用典；下首仅第二句、第六句、第十句与尾联未用典。可见庾信知识之渊博、艺术造诣之高超，故深博后人之赞誉。杨慎《升庵诗话》云：“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这就是为什么庾信倍受唐、宋文人推崇的缘故。
三、唐、宋诗之流派与风格
隋朝短暂，历时仅三十六年，故无特别著名的诗人出现。但在诗歌理论研究上不乏成果。例如陆法言在总结前人诗韵类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切韵》一书，共五卷，分百九十三韵。《诗韵合璧》序云：“自隋陆法言始，以四声分二百六韵，撰为《切韵》一书，遂成千古韵书之祖。”所谓二百六韵乃误，实指北宋年间所编制《广韵》。《诗韵合璧》一书中的诗韵部分就是辑自《广韵》一书。
唐朝建立后，经唐太宗李世民二十多年的贞观之治，渐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艺术成就，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登峰造极，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唐代诗人不仅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古诗风格，加以发扬光大；而且，创造了循于声律的新的诗歌体式——近体诗。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它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范文澜为唐文学兴衰划分了三个阶段。《中国通史》云：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
在诗词研究领域，学者将唐代诗歌发展通常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时期、盛唐时期、中唐时期、晚唐时期。通常，唐太宗开元元年以前，称为初唐时期；唐太宗开元元年至唐代宗永泰二年，称为盛唐时期；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唐文宗太和九年，称为中唐时期；唐文宗开成元年起，始称晚唐时期。
初唐时期，沿袭南朝文风，诗歌仍沉浸在齐梁之轻艳浮丽的风气中。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为上官仪，被称为“上官体”。《旧唐书•上官仪传》认为“上官体”以“绮错婉媚为本”，王勃、杨炯则贬斥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子安集序》）。但这种风气并未形成大的气候，唐太宗时便受到有识之士和政治家的抵制。唐承隋制，开科取士，诗赋乃其重要考试科目。《中国通史》云：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曰：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风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初唐时期，对推进近体律诗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上官仪在诗歌技巧的研究上就颇有建树。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这方面，功绩尤其显著。他们继承和总结了前人在声律方面的成就，确立了五言格律诗的体式，经过杜审言、沉佺期、宋之问等人的不断实践和完善，五言律诗日趋成熟，七言律诗的体式也已确定。此外，他们在六朝诗歌的骈句对偶的基础上，制定出律诗的对仗规则，为近体格律诗的臻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当近体诗完全臻熟的时候，以陈子昂位为代表的不拘声律对偶的古体诗倡导者，起而力争，在诗坛上占据了应有的地位。针对初唐时期内容空洞、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陈子昂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和比兴传统，反对齐梁以来文坛上的形式主义之风气。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宋指南朝宋代）莫传。”他于自己的创作中率先履行，写出了不少风格质朴明朗，格调苍凉激越的古体诗篇。如《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登幽州台歌》等。诗人王适读《感遇》诗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评曰，“唐兴以来，子昂而已。”正是由于陈子昂的推动，在盛唐时期纔有了古体、近体并蒂诗葩的盛开。在此不妨欣赏一下陈子昂的著名诗篇《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该诗语言苍劲悲壮，极具震撼力，为历来传咏之名篇。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政治经济发达到了最高峰。代表唐代文学的诗歌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开元年间，天下安宁，人民生活富裕，文化气氛空前浓厚，诗歌之佳篇秀作受到社会广泛流传。有的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皇室贵族所器重。作诗是成名的快捷方式，因此几乎所有文人都倾力于诗歌创作，大诗人接踵而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盛唐重诗的浓厚氛围，造就了一代盛唐诗人。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李白与杜甫，世称“李杜”。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大唐安西都护府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五岁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早年博览群籍，其《增张相镐》一诗云：“五岁咏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尚好剑术，多交游，出川前饱览了蜀中奇山异水，瞻仰过蜀地先贤故迹和蜀之名胜。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多，但《登峨眉山》一诗，已初露锋芒。二十六岁出川东游，先到襄阳，后转至洞庭、金陵、维扬（即扬州）、汝海、安陆等地，并在安陆与前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婚后时有出游，游踪所及，较前更为广远，北至太原，东抵齐鲁，南达吴越。游历了不少峻山名川，广泛地与社会接触，写下了不少佳诗秀作，诗名大振。天宝元年，由于朋友吴筠（道士）之推荐，唐玄宗下诏召其入京，供奉翰林。李白进京之初，拜见贺知章，贺知章读其诗后，赞叹不已，誉其为“谪仙人”。这就是李白世称“诗仙”或“谪仙”的由来。李白一生放荡不羁，不拘约束，恃才傲世，蔑视权贵。因此，在京从官三年，倍受谗害，愤而辞官，离京归逰，开始了新的漫游生活。天宝三年，李白在洛阳与杜甫相见，从此二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安史之乱时为永王李璘幕僚，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不久卒于当涂（今安徽）。
唐代崇尚诗歌惠敬诗人的世风，正为李白云游山水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几乎可以说，李白走到任何地方，以诗交友，便会结交许多朋友，并得到他们的慷慨资助。李白二十六岁离开四川，一直在外游荡，至死未归家乡。故李白一生写了不少描写名山大川的诗歌。
李白一生有两大追求，一是要高居君侧，施展抱负，为国效力。这在他的诗里时有反映。二是信奉道教，欲望成仙，神游仙界，过上长生不老，飘逸自在的神仙日子。故而他的诗里常有神幻境界。他在应召进京前写给他妻子的《别内赴征》一诗中表现出对此次进京的过高期望：“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苏秦乃战国时期之奇才，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以抗秦，“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李白以苏秦自居，可见其恃才傲世之极。然而，他的恃才傲世决定了他蔑视权贵的性格，“安能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因此，不得君侧人物的喜欢，故遭谗害，不得不辞官归游。即使如此仍然不忘其高居君侧、为国效力的追求。他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一诗写道：“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这两句借用谢安东山再起的典故，梦想有朝一日“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然而仕途终究无望，便又生出归隐的念头，“黄鹤不复来，清风奈愁何？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闲时田亩中，搔背牧鸡鹅。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仕途无望，又激起他的“成仙游仙”之梦想。最代表这一思想的诗篇便是《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一诗，“五色粉图安足珍？真山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此处，他一心向往成仙，而又笑话起“归隐”来了（武陵桃花笑杀人）。应该说，李白“成仙游仙”的思想，为他诗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增添了不少神幻绮丽的光辉。唐刘全白在其《李君碣记》中这样评价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轗轲，竟无所成名。” 刘全白所谓成名，乃指作大官、有权有势者也。
其实，李白的一生是成功的，他的诗风可以说，囊括了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之古风，取百家之长集于一身。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从创作艺术方面来看，李白的诗，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内容泛广
李白一生写诗上千首，现存李白诗歌亦近千首。其中，以写广游山川名胜佳境居多，另有写友情、爱情、宫怨、闺怨、边塞、怀古乃至田园等诸多内容的诗歌。
二、丰富想象、大胆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
李白的写景诗，想象丰富，大胆夸张，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正表现了他的大胆夸张的浪漫主义的手法。《蜀道难》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如下：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月夜，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在该诗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将蜀道之艰险，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读之不寒而栗。这就是李白诗的感染力与震撼力。又如《游泰山》其六：
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关。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
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
扪天摘匏瓜，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
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
此诗结合中国神话传说，展开了充分的想象，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再如《送友人入蜀》诗句“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亦是一种绝妙的夸张写法。
三、粗矿、奇特、入神的景物描写
李白的诗给人以大气豪放之感，对景物的描写，更是粗矿、奇特、入神，以宏伟之画面展现于人，真可谓气势磅礴，尤以描写长江为胜。例如《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该诗之精髓当是中间两联写景。读后你会想象出一幅粗矿宏阔的画卷：山峦重叠之末，一片平野望不到边，长江从山峦峡谷倾泻而出，便流入了辽阔的荒原。月亮映入水里，宛如天上的明镜飞落水中。远处的浮云千变万化（生也）像海市蜃楼一般幻化无穷。首联是说，李白乘船远渡荆门，来到楚地游赏风光。最后一联是说，心中仍然爱怜着这长江中由故乡流来的的水，甘愿地送我万里行舟出游。此联中“故乡水”用得最妙，因长江从四川流来，故李白谓之故乡水。唯有故乡水有情，才会送我扁舟万里行。又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描写从黄鹤楼乘船而下的景色：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依然是一幅粗矿宏阔的画面。再如《子夜吴歌》其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又是何等的旷阔、奇特的夜景。“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景、情相融、构思奇特而入神。最后两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点明了主题。“捣衣声”乃为边塞征人准备寒衣，自然总含“玉关情”，玉关乃边塞之代称。辛勤的“捣衣声”是为了早日平胡虏，好使良人（唐女子对丈夫之称谓）结束远征之苦，回归家园。
四、大幅跨越、心翱神驰的境界
李白的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大幅跨越，忽东忽西，天上地上，龙腾虎跃，造就一个心翱神驰的境界。当然这种跨越，不是无目的的跨越，而是增强诗之意境特色的一种手法。例如上例，首句刚刚交待了“西辞黄鹤楼”，下句接着跳跃到“下扬州”，几乎跨越了半个中国。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大幅跨越，才会为写景留下一个宏阔的画面。后一联乃紧扣着上一联的造势而写景，必然会展现出一幅旷阔的景观。再如《秋思》一诗：
燕支黄叶落，妾望白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
胡兵沙塞合，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蕙草摧。
该诗第一联，从“燕支”一下跳到“白登台”，“燕支”，山名，一作“焉支”，在甘肃永昌县西。“白登台”在山西大同东。汉高祖曾被匈奴围困于此。两处均代表戌边之地。第二联，从“海上碧云”跳到“单于秋色”。秋高气爽，故海上云断，此以气候表季节；“单于秋色来”是说单于在秋天南侵；这里还有一层“单于与秋色同时南侵之意”。第三联，又从“胡兵沙塞”跳到“汉使玉关”。“胡兵沙塞合”是说“胡兵在边塞沙漠集结”，故而，汉使难以到达“征客”（支远征士兵）驻地，只好从玉门关返回。第四联，也是点明主题。因为难通信息，故不知征客何时回归。“征客无归日”，空让年轻妻子悲伤，容颜渐老。此处，诗人以“蕙草”比喻征客的妻子，用一个“摧”字，写出了年轻妻子的思郁情伤、容颜渐老的变化。
五、豪放的气概和挥洒自如的气质
李白的诗，时时透出他豪放的气概或挥洒自如的气质、诗风洒脱，笔法娴熟。其代表作当数《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钱少，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些铿锵凿凿的语言，正表现了李白的豪迈奔放的气概，“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又体现了他的挥洒自如的气质与潇洒的风姿。实际生活中的李白，亦的确如是。
六、自由错落的“乐府”诗体
李白的乐府诗，多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时为五言，时为七言；忽转四言，亦或六言。但并非为所欲为，而是根据诗意的推进与需求进行变换，从而，营造出一种起伏跌宕、急缓错落、参差有秩的动态之美。这一特点的代表作当是《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覩。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履，身立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一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总之，李白诗给人之感觉便是：奇思涌溢，想人所不能想，说人所不敢说，敢于冲破一切束缚，破浪直前，无所顾忌。这也是李白性格的体现，在长安他之所以藐视权贵，让高力士脱靴，亦是性格使然。恃才傲世，自由奔放，乃李白的主要性格，也是他一生不得志的根源。圣哉，李白！惜哉，李白！
杜甫（712~770），字子美，人称杜工部。原籍襄阳，曾祖时迁居河南巩县。杜甫出生于一个深受儒教思想熏陶的官僚家庭。早年，他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过着“裘马颇清狂”（《壮游》）的漫游生活。三十五岁时，即唐玄宗天宝五年，西入长安，谋求官职。天宝十年，杜甫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天宝十四年，授河西尉，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探望家人。是年冬，河东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乱。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肃宗至德元年五月，杜甫自奉先去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往鄜州。闻肃宗即位，往奔之，途中为叛军所俘。至德二年四月，从贼营逃脱，赴凤翔谒见皇上，拜左拾遗。后因疏救房管，惹怒皇上，下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获免。十月，扈从皇上还西京长安。干元元年六月，出任华州司功。冬晚，离官去东都。干元二年春，自东都回华州，华州周县饥荒。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入蜀至成都，卜居浣花溪。肃宗上元二年辛丒，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间至新津、青城。代宗宝应元年七月，送严武还朝，到绵州。未几，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迎家至梓。广德元年，召补京兆功曹，不赴。广德二年，严武再镇蜀，春晚，送杜甫归居成都草堂。六月，严武上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上赐“绯鱼袋”（可能是比较讲究的公文包类），杜工部的称谓由此而起。严武死后，拟北归洛阳，携家去夔州。代宗大历三年出峡，因兵乱漂泊两湖。大历五年，因避臧玠之乱入衡州。欲赴郴州依舅氏崔伟，舟下荆楚，竟以寓卒。享年五十九。
杜甫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着“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他谋求官职，不为享受，更不是为了光耀门庭。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甫经历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在长安谋官期间，深谙宫阙之奢靡，朝廷之腐败。唐玄宗李隆基宠信内戚、宦官，重用胡人边将，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嫉贤妒能，对下横征暴敛，涂炭黎民，鱼肉百姓，故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李隆基所重用之胡人边将安禄山、史思明窥伺唐廷，储兵待机，终于酿成“安史之乱”。杜甫在长安期间，由于长期未曾谋到官职，不得俸禄，生活日趋穷困。安史之乱后，更是颠沛流离，饱受荒饥之苦。因此，深能体察人民之艰难疾苦。一生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优秀诗篇，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空前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背后人誉为“诗圣”。
如同历代著名的文人一样，杜甫亦具有“忠君报国”的思想，但这无碍于对宫廷腐败的揭露和讥讽。《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可以说，基本表现了，杜甫“忠君报国”而又不得志，敢于揭露宫廷奢靡、朝廷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生活潦倒而又深谙人民疾苦、同情劳动人民，这一现实主义思想。“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表现出他报效国家、忠君不二的思想和决心。尽管他后面揭露李隆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但他仍将皇帝比作“尧舜”，这是封建社会文人的矛盾之处。“瑶池气鬰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这里揭露了李隆基留宠臣于华清宫沐浴、赐宴，用筐篚分赏由“鞭鞑”人民“聚敛”而来的金银绢帛的挥霍场面。但是，他却又说皇上（“圣人”）用筐篚分赏金银绢帛给宠臣，是为了国家兴旺（“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总是自圆其说，把皇上写成“圣人”。“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勤劝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此处“卫霍”乃卫青与霍去病，二者为汉之内戚，这里借指杨国忠一家。神仙则指杨玉环，“中堂有神仙”以下，描写的是唐明皇在宫中对杨贵妃宠爱缠绵的场面。可谓“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兄弟皆烈士”（白居易《长恨歌》），一人得宠，九族升天了。在上述揭露之后，杜甫大发感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说，将贫富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之本质剥露无遗。
杜甫在诗歌艺术方面，可谓集百家之长、辟独家之路。南宋魏庆之所撰《诗人玉屑》云：“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子美者，穷高妙之路，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子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杜甫的功夫在于“读书破万卷”，自然“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在《宗武生日》诗中对他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这里，他希望儿子继承家风亦作诗人。同时教导宗武“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彩衣，乃杜甫借指华而不实的浮艳诗风。他在《又示宗武》诗中说：“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所撰诗句要新奇、稔悉格律，精熟之要诀在于“摊书解满床”。“摊书解满床”，自西学兴行中国以来，惟毛润芝君是为也。杜甫之所以成其“诗圣”，就在于他对写诗总求至善至美。“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就是他的治学准则。
杜甫诗以写实为主，他继承和发展了诗经和汉魏以来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写出了唐朝进入衰败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之疾苦。他始终关注民生民计，反映人民的呼声。因此，他的诗被人誉为诗史，受到历代人民的尊崇和喜爱。他的诗，语言生动、尖刻，时有惊人之句，可谓感人肺腑。如上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便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历史名句。另如五言古诗《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惯称“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惯称“三别”）都是反映人民倍受压迫和奴役的悲惨遭遇，为历代传咏之佳作。他的七言古诗《悲陈陶》可谓语言豪壮而悲恸：“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战死。”读之令人震撼（此诗写的是事实：乃书生宰相房管妄用古之车战法致四万将士阵亡）。杜甫的作品中，有不少描述自家颠沛流离、生活贫寒的诗篇，在这样的诗篇里，他往往由己而想到天下受苦之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这是严武死后，杜甫仍居成都草堂，但已无依托时的生活惨像。由此他想到了“天下寒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案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的诗始终表现出心系民生的伟大思想。哀哉，杜甫！伟哉，杜甫！
盛唐时期，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元结、韦应物等诗人亦名载史册。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九岁知属辞。开元九年擢进士第一，官封给事中。安史之乱，两京被贼攻陷，为贼所浮获，服药佯瘖。被迫接受伪职，失节。贼平之后，被定罪 ，以《凝碧池》诗闻于行在，特恕宥之。后官至尚书右丞。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有别墅在辋川，尝与裴迪游其中，赋诗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上元初年卒。
王维成名远在李、杜之前。在李白入长安以前，王维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工琵琶，进士及第后曾任太乐丞，以其长也。王维所作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可谓传播八域，享名四海。王维早年犹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写了不少情调激昂、气概豪迈的诗篇。对权贵把持朝政，政治昏庸亦曾予以抨击。后期长斋奉佛、不问世事，乃至丧妻不娶，终日寄情于山水之间。故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他将水墨写意画的艺术技巧，应用于诗歌创作，使诗歌富有幽深闲逸之美。《渭川田家》正表现出他归于闲逸的思想。全诗如次：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王维晚年写的大量山水诗，清新自然，词秀调雅，别树一帜。苏轼在《东坡志林》中称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可谓赞誉恰切。这类诗很多，特录两首，以供欣赏：
山居秋明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笼。
但王维的诗亦不乏旷阔大气之作，例如《汉江临眺》一诗：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该诗与李白的《渡荆门送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给人以一大气、旷阔、飘渺、神化之境界。“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长江流去天地之外，而山色却时有时无，飘忽不定，让人产生一种犹如虚幻的感觉。这种景色，没有大胆的夸张与丰富的想象，是难以写得出来的。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服。张九龄、王维颇称道之。其诗多写山林幽景、田园逸趣，以及个人求官不遂的郁闷、羁旅愁思等。《夏日南亭怀辛大》是他的一首纳凉怀人之诗，录此供赏：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厂。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他的《春晓》一诗，可谓人人皆咏，孩童熟稔。
其它，高适（700~765，字达夫，一字仲武。沧州人）、岑参（715~770，南阳人）以写边塞诗而著称。王昌龄（698~756，字少伯，江宁人）长于七言绝句，有“七绝圣手”之称，其七绝诗篇与王维、李白齐名。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鲁山人）个性耿直，敢于揭露官吏的贪暴，抨击朝廷的腐朽。他在《乱风诗五首》之《至惑》一篇的序中写道：“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矛头直指唐明皇及其宠臣、宠妃。安史之乱后，州县破乱，人口流失，朝廷仍按原有户籍人口征敛，许多人家被逼鬻儿卖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元结作《舂陵行》揭露之，并呼吁“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韦应物（737~789，京兆长安人），与元结性格相同，亦刚直不阿。其诗篇亦有揭露抨击统治阶级的骄奢和腐败之作，多数为山水田园诗篇。
中唐时期，乃安史之乱之后，人口锐减，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政治萎靡。面对此种景象，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新一代诗人，他们强烈要求政治变革，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大胆革新，推扬新风，从而形成新的诗风和流派，使唐诗涌现出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首推白居易、元稹，另有韩愈、刘禹锡、柳宗元。而韩愈、柳宗元尤工古文。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人。贞元十六年进士，元和初对策翰林学士，迁左拾遗。母丧归，还京拜左赞善，以言事贬江州司马。后入京为中书舍人，乞外迁，为杭州刺史，移苏州刺史。文宗立，提刑部侍郎。太和中，以朝多党祸乞归。开成中，起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自称香山居士，与胡杲等九人燕集，皆年七十者，人绘为图，称香山九老。年七十五卒。
白居易的诗，以通俗易懂见着。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大类：讽谕类、闲适类、感伤类，杂律诗。讽谕诗，志在兼济；闲适诗，行在独善。兼济乃为解救民众疾苦；独善乃为保身养性，不为世俗所累。白居易和元稹都抑李扬杜，提倡学习杜甫为劳苦民众呼号的诗篇。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唐宪宗初年，他任谏官期间，每日论事，不便明言者，均写诗呈上，以正圣听。这类诗多是关心民生疾苦的古五言诗或新乐府诗，统称为讽谕诗。讽谕诗乃白诗精华所在。可惜，世俗所重，只在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白居易为此感叹道，时人所重，正是我之所轻。并相信，讽谕诗于百千年后定会有人喜欢。兹录两首如此，相信读者会喜欢。
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宴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今日之官吏，拿高薪犹不忘“权钱交易”，能有“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良心吗？孰堪与白居易比哉？
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樽。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这“神策军”连人家院子里的一棵树都不放过，明抢明夺。真可谓“官者，匪也；匪者，官也。”
还有大家在中学读过的《卖炭翁》，亦是讽谕诗。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信阳一带）人。元稹与白居易、李绅同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我国古代诗歌传统在于“讽兴当时之事”，主张写诗应揭露时病之尤者，“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古乐府题序》）。他反对“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主张借古讽今。其诗名与白居易相埓，天下传讽，号元和体。下面我们欣赏一下元真的乐府诗《估客乐》：
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
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
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
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
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
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
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卿吐蕃鹦。
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
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徧，却到长安城。
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多说客，多财为势倾。
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
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
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
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
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
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
该诗刻画了奸商如何造假卖假、欺乡骗里、唯利是图，如何勾结官府、垄断市场的丑恶嘴脸；揭露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中，巨商富贾与大权独握的官僚阶层狼狈为奸，垄断市场，共同盘剥劳动人民，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的社会现实。无情的贬斥了统治阶级置道德仁义于不顾，视人民疾苦而不见，为满足自身的穷奢极欲，与奸商勾结，权钱交易之恶行。其中，估客，贩卖为主的商人，即诗中之奸商。火伴，即伙伴，火乃借用字。勒缚，即约束。鍮石，用铜与炉坩石炼成的金属品，表面光亮如金。项璎，即项珠。“颜色转光净”，是指估客卖货获巨利而容光焕发貌。子本，资本也，子乃借用字。荆衡，即荆州、衡州。炎州布火浣，云炎州出产的石棉布，若脏了，用火一烧就干净了。脂肉，即脂肤。奚僮，即仆童，奚，本指被官卖为奴者。常侍，皇帝近侍、宦官。勍，相比也，不相上下之意。市卒，管理市场的官兵，犹如今日的“城管”。县胥，即县吏。“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这两句大意是，市卒、县胥不只是在估客面前低声下气不敢多言，而且极力听其使令为之奔走办事。“不入州县征”，是说，不向州县纳税。“一身偃市利”，一人所得利润压倒全市场的商贩。偃，压也。“突若截海鲸”，乃形容估客突兀于市，犹如鲸鱼横截大海一样显现。“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这两句表面对鲸而言，鹰雕之喙曰钩，其爪曰距。这里是说，没人敢动他，否则，便如虎狼一样“牙齿横”，“牙齿横”乃形容虎狼撕裂猎物也。钱刀，钱币也，圆形谓钱，耒形谓币，刀形谓刀，周代齐国钱币为刀形。
韩愈（768~824），字退之，南阳人。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官监察御史，贬阳山令，迁行部侍郎，再贬潮州刺史，官终吏部侍郎。韩愈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的华靡文风，主张文从字顺，对中唐时期的古文复兴起着重要作用。在诗歌创作方面，用字生僻，韵险句拗，喜欢光怪陆离的境界，自成一种奇崛险怪的风格，且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但仍有不少清新自然的好诗。如《山石》一诗：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后，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荦确，山石杂乱突兀貌。支子，即栀子。粗粝，糙米也。霏，细雨若雾者。枥，即栎树，似柞树，叶可饲蚕。激激，本指水流激荡，藉以形容水声忽扬忽抑。鞿，缰绳也，此处作动词，表“牵掣”之意。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人。曾任礼部员外郎，贬永州司马，改柳州刺史，卒于任所。柳宗元写诗不多，仅百六十多首。他的诗独具一格，诗风表现出愤激悲慨、凄清淡雅两个侧面。他的山水诗更是别有韵味。如《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唐德宗贞元九年进士，曾任太子校书，渭南主薄，升监察御史，后贬连州刺史，又贬朗州司马。后略升，任播州、连州、夔州、和州刺史。文宗太和元年回洛阳为主客郎中，次年召回长安，官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出为苏州刺史，改汝州、同州刺史。开成元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终于检校礼部尚书之职。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一方面继承古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积极汲取民歌中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内容与形式。写出了很多风趣自然、语言生动活泼的好诗篇。特别是具有民歌风味的《竹枝词》《杨柳枝》等诗歌，更显清新。这类诗歌多写爱情或忧思。如《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岸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又如《潇湘神》：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欲听瑶琴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晚唐时期，唐帝国颓于衰败，政治没落，宦官当权，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经济不景气，民不聊生，士人载怨。在此状态下，诗人回避直言，多以曲折隐晦的语言，寄兴于情诗艳词，章句寓讽，形成一代新的诗风。此时，作为以抒情见长的“词”，渐进兴起，许多诗人转向填词，借以宣泄心中的哀伤和郁闷。这一时期诗负盛名者，当数李商隐、温庭筠、杜牧。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善古文，不喜今体（四六）文。十六岁着《圣论》《才论》两篇古文，很有声望。深得令狐楚赏识，被收入门下，传授以今体文，学写章奏。李商隐亦自认为是令狐楚的传衣弟子。又得令狐绹（令狐楚之子）的强力推荐，进士及第。本应做令狐氏之忠实党徒，死守牛（僧儒）党。但李商隐不以党阀为要，却投泾原镇节度使王茂，并娶其女为妻。王乃李（德裕）党之人，故玲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叛师党，罪不可恕。从此，李商隐倍受其害，仕途轗轲，四十六岁便抑郁而卒。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哀怨而又不敢直言。故造就了李诗的隐约晦涩、朦胧寓意的风格
李商隐的境遇迫使他满怀怨愤不敢直言，故而，他的诗多是寓有哀怨的艳诗，可谓讳莫如深，意在隐约有无之中。故而造就了李诗的隐约晦涩、朦胧寓意的风格。他的《骄儿》诗自谓“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顦顇欲四十，无肉喂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如果你不了解李商隐的处境，是难以读出个中意味的。“无肉喂蚤虱”寓讽当权者鬻官卖爵、权钱交易的丑恶嘴脸；而自己穷困潦倒，无有银钱填塞他们的肚囊。李诗也并非全是隐晦之作，例如《夜雨寄北》，便是一首明朗多情的好诗，这是李商隐写给妻子的羁旅之作。全诗如次：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该诗乃李商隐读家书之后，回复妻子的诗。首句说明接到妻子的来信和问询，第二句写回复此诗的地点、时令、当时的境况。第三句写出自己的期待，第四句是说，见了面我会与你讲述巴山夜雨时的思念心情。
李商隐在创作艺术上，遵循杜甫诗训：“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等，故诗歌大有杜甫之风。宋代王安石谓“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锦瑟》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他的晚期作品，乃追述一生不顺，自己乃牛李党争的牺牲品，今日虽成追忆之事，无奈当时却惘然无知。前两联写人生恍惚，流年似箭，不觉年近半百（“无端五十弦”之慨），只有哀叹了（望帝春心托杜鹃）。第三联则隐寓着自己的不幸。“沧海月明”“蓝田日暖”比喻其美好的理想，“珠有泪”“玉生烟”则寓意着挫折和不幸。最后一联乃点明主题。标题“锦瑟”并非主题，此乃唐宋时常取首二字或三、四字为标题的习惯之为。
此外，李商隐还写了不少的“无题”诗，有的在政治上有所寓意，有的是纯爱情诗，有的回忆往事，内容朦胧。如果不了解写作背景，则难明诗意。如《无题》：
昨夜辰星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该诗看似情诗，写的是与情人见面而不得私会，悻悻而别的无奈。实际亦寄托了其难展抱负的郁闷。再如以下《无题》二首：
其一
来是空言去无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其二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逥。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上首写的是男女相思，前两联诗写女子对“去无踪”之情人的思念，“来是空言去无踪”乃女子责怪情人的话。“梦为远别啼难唤”，因为是远别，所以梦里悲啼也难以唤回。“书被催成墨未浓”因为相思而寄情于书信，故云“书被催成”。“墨未浓”，乃“墨未干”之意，用“浓”字乃为韵脚使然。后两联乃写男子思念女子。“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乃回忆相聚时的女子闺房情节。“刘郎已恨蓬山远”用的应是刘晨与阮肇入山采药遇仙女的典故。因与仙子琴瑟相处半年思归，后返寻不得。固有“已恨”之说，此“恨”乃离别之恨也，当合与女子不得相见的心情。“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句乃使“刘郎之恨”进一步加重了分量，可谓“恨之又恨”了。可以说，李商隐开创了在同一首诗中同时描写两个脚色的写法，对此不甚了解者，往往有一种混沌之感。
后一首，乃一首寓意诗，表面写的是男女相恋，倍受相思之苦。故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之感慨。实际乃李商隐仕途轗轲，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无望，而发的无奈之叹。其中，“金蟾啮鏁烧香入”指蟾形铜制香炉内正燃着香料。金蟾，即蟾形铜制香炉。啮鏁，啮锁也，本“咬住”之意，此处意为“吞噬”，乃形象化语言，意思是“金蟾将燃烧的香料吞噬入腹内”。“玉虎牵丝汲井逥”指用辘轳汲水。玉虎，对辘轳的美称。牵丝，辘轳上的汲水绳牵挂着水桶。回，非人回，乃辘轳回转也。“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乃两个典故。前者乃“偷香”一典：晋韩寿，贾充之属掾，少年美貌。一次，贾女隔帘窥见，顿生爱意，后与寿私通，窃武帝赐其父之西域所进奇香与寿。贾充觉察之，遂以女妻寿。后者是曹植与宓妃甄氏的一段情结：初，曹植求娶甄氏，而曹操嫁甄氏与曹丕，植苦思不已。甄氏亡，丕以其玉缕金带枕馈植。
读李商隐的诗，亦给人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例如“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以上锃句均见上列例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亁”（《无题（相见时难）》）；“至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隋宫》）；“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等等，不胜枚举，都是脍炙人口的锃句，甚至让人过目不忘。
温庭筠（812~866），原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人。少负才名，放荡不羁，好讥讽权贵，故倍受排挤而屡试不第。直到晚年，方谋得方城县尉、国子助教之微职。诗风清丽，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善词，与韦庄齐名，世称“温韦”。常年出入歌馆妓院，多写闺情，词风侧艳，镂金错彩，对唐末五代影响极大。仅录《利州南渡》一诗，管窥一斑：
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
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
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
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此乃写渡口景色的佳作。首联写远景，有水有山。澹然，水面平静貌。曲岛，周岸曲折的岛屿。翠微，山色青葱貌。第二联写近景，前句写作者牵马在渡船上，故云“波上”。棹，桨也，又作划船解，此处借指船。后一句则写岸上的人坐在柳荫下（柳编）歇息等待渡船回来。第三联，继续写景，乃近远景。首句写江中沙洲景色——有几丛沙草，群鸥散落其间。后一句又写远景，乃写江外万顷水田上空，有一只白鹭在飞。两句对仗颇工，“数丛”对“万顷”均数量词；“沙草”对“江田”均为含（名词）修饰成分的名词；“群鸥”对“一鹭”，均为水鸟，其限定成分均为数词或类数词；“散”对“飞”均为动词。“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一联亦是工对，此处“棹”作名词。最后，作者触景思隐，想学习范蠡，隐于五湖，忘却尘缘。谁解，有谁懂得。忘机，忘却尘缘也，机，机缘。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县（今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太和二年进士，官多京职，曾出任黄、池、睦、湖等州刺史，官终中书舍人。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反对形式主义的藻丽文风，主张质朴无华的写作风格。他在《答庄允书》说：“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又说：“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杜牧的诗在晚唐颇负盛名，时人将他与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二人诗风，李近杜甫，杜近李白，可谓盛唐李杜的后继。杜牧的古文传承韩愈的文风，为晚唐之大家。杜牧擅长近体诗，绝句尤为出色。诗作有《樊川诗集》。下录几首其著名之作，供赏。
《过华清宫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些都是杜牧的脍炙人口的优美绝句，倍受传咏。下面再欣赏一首七律《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晚唐时期的诗人，较闻名的尚有陆龟蒙、皮日休、聂夷中等人，在此不再一一绍介。兹录一首皮日休的《橡媪叹》，可见晚唐官吏的贪婪与残暴：
深秋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
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
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
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脏。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
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该诗前八句描写黄发媪到榛芜冈捡橡实，拿回家“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次六句写稻香米莹，却完全纳与官府，自家亦无所存。再六句乃写官吏黑心，“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脏”写出了贪官狡吏无视王法、公然掳掠黎民百姓的丑恶嘴脸，贪赃枉法，肆无忌惮。“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春荒开仓放债，秋后高利归还，而且小斗出，大斗进，者就是贪官狡吏掠夺民脂民膏的手段。因为粮食被掠精光，只好“自冬及于春”以“橡实诳饥肠”。这就是阶级社会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最后思句乃引典以嗟，表现出作者对劳苦民众的深切同情。
晚唐后期，藩镇割据日趋激烈，终于，大唐帝国四分五裂，走向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词兴诗衰，没有特别著名的诗人。只有韩偓、韦庄诗名尚可。二人均属晚唐遗老。韩偓乃唐昭宗时及第的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朱全忠篡权建立后梁之前，为免于其害，他带着同族人，逃往王审知的闽国。其诗集有《香奁集》三卷。韦庄亦唐昭宗时及第进士，有诗集二十卷。其最著名的诗为叙事长诗《秦妇吟》。韦庄的词作更胜诗篇。
宋代初期，受晚唐诗风影响较大。北宋初期的诗人，多以学习唐代中、晚期不同诗人之风格，形成不同流派。有学习白居易诗歌创作风格的“白派”，有学 商隐诗风的“西昆体”，有学习晚唐诗风的“晚糖体”。
“白派”以王禹偁为代表。王禹偁诗学白居易、杜甫，文师韩愈、柳宗元，在诗歌创作上形成朴素清雅的风格。其诗语言通俗易懂，颇有白居易风格。他的七律《村行》便是这样的优秀作品：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是吾乡。
该诗给人以清晰的意境。读此诗，宛若你随作者信马由缰，漫游在山外村路上。遐听“万壑有声含晚籁”，远眺“数峰无语立斜阳”，近处“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一脉美丽的秋色。这种令人悠然自得的境界，合当心旷神怡、兴致盎然。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却倾诉出埋于心底的一缕悠悠之乡思，原因就是“村桥原树若吾乡”。
“西昆体”以杨亿、钱惟演为代表，诗学李商隐。此派诗人多为阙阁重臣，时常相互酬唱，有《西昆酬唱集》，故诗名“西昆体”。“西昆体”多追求词藻华丽，崇尚用典，诗有功力，但并未完全学到李商隐之真谛。不过钱惟演的七言绝句《对竹思鹤》，却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
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
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其中，瘦玉，喻竹。仙骥，指鹤。典自《相鹤经》：“鹤，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也。”
所谓“晚唐体”，实乃宋初隐士的歌咏山水物景之作，诗人多是远避尘世，幽隐山林，与世不争，魂魄俱化入自然境界的世外人，非僧即隐。其代表，僧有惠崇，隐有林和靖。林和靖，名逋，字君复，钱塘（今杭州）人。一生不仕，隐居西湖孤山，以种梅养鹤为趣，人谓“梅妻鹤子”。卒赐和靖先生。诗风高雅，尤以梅花诗称着，有《林和靖先生诗集》，其中倍受传诵的诗为其七律《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北宋中期，诗人已不满于步唐诗后尘。渐次萌发出革新的强烈意识，以图开创独立之诗风。欧阳修就是这一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在诗词创作实践中，致力于革新者尚有梅尧臣、苏舜钦等。梅、苏二人齐名诗坛，并称“苏梅”。致力于诗文革新的后起之秀尚有实行变法的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他的诗对确立宋诗风格，有其重要贡献。推宋诗登峰造极的人物，乃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人物苏轼。王安石、苏轼均为后人所誉“唐宋八大家”的宋代著名诗人。苏轼尤被后人所看重。清汤文璐所编《诗韵合璧》一书“诗韵”部分所引诗句，几乎全部出自苏诗。尽管宋诗在诸多诗人的努力下，成就斐然，但毕竟是强弩之末，难竞唐诗。其实，宋代的文学成就突显于歌乐文学的词（详见第六章）。故有唐诗宋词之说。
顺便一说，所谓“唐宋八大家”乃明代茅坤选编之古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作者，唐有韩愈、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曾巩、王安石。
宋诗之五言古诗或乐府、歌行，主要特点就是，叙事为主，兼发议论。例如苏舜钦的《庆州败》一诗，最具此特点。宋诗之近体律诗或绝句，多为景、情交融之作。写景，重在托情，刻画细密，意境清朗，最后往往感怀发议。下面我们分别欣赏以下几位宋诗之主要名家。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放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参知政事。谥号文忠。诗文俱长，亦工词。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颇有建树。有《欧阳文忠公集》等着。其古诗、乐府颇有汉风韵味，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欧阳修的律诗绝句倒是颇具词之风韵。例如欧阳修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燕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该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抒情，景兴情应，相互交融，宛若一首小词。整首诗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匠心显在。此诗乃欧阳修被贬夷陵后，答友人丁宝臣（字符珍）赠诗之作。首联看似写初春二月夷陵山城景况，实则寓情于景，表现出被贬夷陵后的凄凉心境。“春风”亦隐喻皇上。第二联写实景，实际上亦托情于景。“残雪压枝”寓意了作者被压抑的失意，“橘”在唐宋诗中通常被视为“自有岁寒心”的清雅君子。“冻雷惊笋欲抽芽”则寄托了作者东山再起的欲望和心愿。后两联抒情，写出了作者客居他乡而产生的一份乡思。尾联乃是聊以自慰的议论性收结。“曾是洛阳花下客”乃忆昔得意之时，“野芳虽晚不须嗟”聊以自慰，乃与首联呼应收结。再如七言绝句《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该诗之尾联，亦是感怀而发的寓有哲理的议论性语句。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宣城（今安徽）人。官至尚书都宫员外郎。梅尧臣的诗，以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为主，风格追求章清质朴，被后人推为宋诗之“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例如《汝坟贫女》一诗：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
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
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闻讯疑犹强。
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
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该诗语言朴素，以叙事为主，颇有汉代古诗韵味，最后四句亦为议论性语句。该诗首两句以作者口气，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第三句至第十句，以孤老之女的口气，叙述郡吏来抓壮丁，其父 “龙钟去携杖”，被迫从了军。第十一句始，全为作者叙述，最后大发感慨。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景佑元年进士，任大理评事，被诬罢职。退居苏州沧浪亭。后起用为湖州长史，未赴即卒。年仅四十一。苏舜钦的诗，人谓句章豪俊，笔力浑厚，以超迈横绝为奇。其《庆州败》一诗，正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
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
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
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
屠杀属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
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
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
符移火急捜卒乘，意谓就戮如缚尸。
未成一军已出战，驱逐急使缘崄巇。
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剑何所施。
连颠自欲堕深谷，虏骑笑指声嘻嘻。
一麾发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围。
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
逡巡下令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
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
首无耳凖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
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
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
这是苏舜钦以宋朝与西夏在庆州一战为背景，所写的优秀爱国诗篇。该诗对宋朝将相世袭制度，给予无情批判与贬斥。“国家防塞今有谁？官为承制乳臭儿。酣觞大嚼乃事业，何尝识会兵之机。”这些“承制”而得官的“乳臭儿”，只会“酣觞大嚼”，不懂用“兵之机”，就此种人戌边防塞，何以不败哉？后面主要描写宋军失败被俘，惨遭虐待和残害的悲惨场面，以战争的残酷现实，表达了作者对“世袭制”的强烈愤懑和不满。“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作者在此，对主将不谙“地机”（天时地利）与侥幸取胜的心理，予以无情的鞭笞，对中国所受的羞辱，无限愤慨与悲伤。这一仗充分体现出北宋王朝缺乏大唐帝国的气度，无力恢复大唐疆域，更难以节制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辱，可以说，北宋从它建国起，已具先天性弱质。故北宋靖康二年以二帝被虏而覆灭。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老人，临川（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时年二十二。神宗时两度任相，政治上实行变法。封舒国公，改荆国公。王安石为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有《临川先生文集》等作。王安石在《河北民》一诗中，对北宋王朝的无能，以致长期向西夏、契丹贡纳岁币，强烈不满。对官府索敛民财，以供岁币，导致民不聊生，逃荒要饭，深表同情。可以说，这是他为相变法的根本原因。他在该诗中，无限愤慨地抨击了宋王朝对内重敛，对外屈辱的无能而又腐败的政治，最后，抒发了对唐贞观大治的真诚向往，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具有的伟大胸怀。全诗如下：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边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该诗乃王安石出相前（或未仕或地方官员）的作品。再看王安石对第一次出相变法后，对农村出现的新气象，喜加赞颂之诗《后元丰行》：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
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常闻鼓。
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
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该诗以白描手法，从风调雨顺、田园禾芃苗壮、鱼笋丰盈，到酒盈价贱，非社日而踏歌起舞，欢乐无苦，写出了变法改革以后，农村一派升腾气象和作者的欣喜之情。可谓语言质朴流畅，一气呵成。
王安石的绝句律诗亦有很高的造诣，给人以豁然明朗之感。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该诗乃王安石退居江宁后，造访湖阴先生（杨德逢）时的题壁之作。该诗通过描写庭内庭外之景致，写出了主人清雅悠闲的隐居生活。该诗以写山水来表现人物的情操，将生活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浑然成趣，毫无扭捏之痕。尤其最后两句。使用了一联工对，赋山水以灵性，用形象化的语言，既生动又自然，让人读之颇有拍案之惊。“一水护田将绿绕”，这水也殷勤为主，环绕绿田看护庄稼。“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山更若知心僮仆，打开山之大门，将青峦翠峰之美色，送来眼前。如此优美的环境，主人悦享天贻，又是何等的悠然自得。再赏王安石的六言绝句《题西太一宫壁》：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宋神宗熙宁元年，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重游西太一宫，写了两首题壁诗，此为其一。该诗首联写太一宫夏日景色，触景思乡，故尾联写出了对江南“三十六陂春水”的回忆与思念。此时，王安石已四十七岁，年近半百，故云“白头”。该诗情景交融，蕴寓著作者抚今追昔的情怀。该诗从技巧到文字均堪称佳作。注意，六言诗若遵格律，则联可成对，但联与联之间不能相粘，故不能完称“格律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佑二年进士，时年二十一。曾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左，为保守派重要人物。故多次遭贬。苏轼乃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人物，文、诗俱佳，登极宋代文坛。他与其父洵、弟辙以文著称，合称“三苏”，俱入“唐宋八大家”名列。诗作方面，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为宋诗之代表。此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为豪放词之开创者。此外，他在书画方面亦造诣精深。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苏轼的诗给人以宏旷豪迈之感，似有李白风格，细品又不同于李白。特别是他的题画诗，以充分的想象，展现于读者面前一幅幅色调各异的画卷。例如《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圗》一诗：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水中央。
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
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
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
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该诗既有写实，又有想象，犹有比喻，更有风趣的艺人手法和形象化语言，写得饶有趣味。特别是“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乃想象加比喻，将大孤小孤两山岛，以丰富的想象，比喻成女子照在镜中的高高耸起的两髻云鬟，江水比作镜子，女子正在镜前开始打扮饰妆。那么，舟中的商旅之客，见之定然动心。所以作者规劝“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后一句中的“小姑”谐“孤”山，“彭郎”谐“彭浪”矶。该诗结尾，诙谐、风趣，令人心愉，掩口忍笑。又如《百步洪》一诗：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兎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奈秋何。
我生承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槀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
该诗展开丰富的想象，以恰如其分的比喻，以及夸张的手法，写出了长洪湍浪滚滚的气势。“长洪斗落生跳波”让人可以想象出场洪飞落冲激起腾跃的波浪。“轻舟南下如投梭”，你可以想象出船随水下，虽浪而倾，宛若被抛出的梭子。“水师绝叫”即掌舵者惊叫，“凫雁起”指被冲激起的腾跃波浪像凫雁腾飞一般。“乱石一线争磋磨”，你可以想象出在乱石中只有一线流脉的水流是何等的湍急与左右激荡情形。“有如兎走鹰隼落”乃形容水浪冲落就像追捕兔子的鹰隼俯冲直下一样。“骏马下注千丈坡”亦形容水浪冲落的气势。“断弦离柱”“箭脱手”都是形容水势之急速，琴弦断了会迅速飞向固定一端，箭在弦上脱手自会飞射而出。“飞电过隙”亦形容水之疾，从缝隙中看闪电，一闪即逝。“珠翻荷”亦是突发之势，水珠在荷叶上，当荷叶承受不了时，荷叶会翻侧，水珠便一倾而泻。总之，这些比喻都恰如其分的形容出了水流的湍急与激荡之势。读之振奋人心。“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乃作者所感所见。其后作者则借长洪飞逝，大发感慨，嗟叹人生，光阴如梭，青丝白发，转眼之间。“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作者并非消极悲叹，而是激发自己像流水一样，奔流不息，并且发出了的豪言：造物虽然能驾驭自然，对我却又能如何呢？总的来说，该诗不愧为名作。但遗憾的是，最后却多以赘语：“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令该诗大失其色。这正是宋诗的不足之处，诗末往往要加一些不必要的赘议。“譊譊”，乃指啰里啰唆不分场合乱发言论。“师所呵”即为船主所嫌弃。“师”即前文的“水师”也。
苏轼的绝句与律诗亦颇有独到之处，尤其写景诗，有些宛若一幅动态画。例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连天。
该诗写的是夏日阵雨，阵雨通常是乌云滚滚而来，片刻倾盆而下，雨滴宛如白珠，不久便雨过天晴，往往很短暂。作者抓住这一特点，将夏日阵雨写得活灵活现，可谓惟妙惟肖，颇具动态之美。而且，首联乃一工整对偶。再如《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又如《惠崇春江晓景》，这是一首题画诗，却将一幅静态画写活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的诗中很善拟人化手法，前面已提过，再看一首绝句《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装。
苏轼的寓意诗，亦颇为独特，而且借物寓意，用得非常巧妙。如果你不了解背景，则难以读懂他的寓意。如《花影》：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被明月送将来。
这首诗乃以花影喻小人，清人王相注云：花影重叠，映于瑶台之上，以比小人在高位。扫不开，言虽有直臣，攻之不去也。太阳落则花影全无，犹神宗崩时，而熙（宁）、（元）丰小人俱贬谪也。明月升而花影复来，言宣仁（当是哲宗）崩而小人夤缘以进也。此伤小人在位而不能去之之意也。
苏轼的词亦颇有功底，造诣很高，为豪迈派代表。词之赏析，留作后话，此不多赘。
北宋时期，除上述诗人外，尚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其中尤以黄庭坚的诗成就最高，被推为江西诗派领袖。其次，秦少游亦颇负盛名。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有《豫章黄先生文集》。他的诗文颇得苏轼赏识。他针对宋诗某些弊端，提出写诗应避免文辞浮滑，提倡“无一字无来历”的严谨治学态度，强调用典要“夺胎换骨”，确切文意。
他善于将对立的审美风格揉为一体，产生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如《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一诗：
陵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
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这是一首“双绝律体”（参看第四章第三节）。双绝律体的特点是：它的前四句成一格律绝句，后四句亦成一格律绝句，二者分押平仄韵或押单一韵，合成一首诗。这是宋代诗人发明的一种律体。该诗前半婉约，后半粗犷，结尾蝻跳旁逸，一腔豪气喷薄而出。再看《夜发分宁寄杜涧叟》：
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
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
该诗写元丰六年岁末由故乡分宁赴任德州前与好友杜涧离别之情，乃临别赠诗。杜涧当一隐士，钓舟应其居所。“阳关一曲水东流”乃是化用王维的《渭城曲》诗意，说明好友为其饯行，而非真的为之唱曲。“灯火旌阳一钓舟”交待了饯别时的地点时间和场所。“旌阳”乃分宁之属地，当是杜涧家乡或生活所在地。该诗虽写离别，却没有写缠绵依别之伤情，作者却说“我自只如常日醉”，让“满川风月替人愁”去吧。一派豪迈的气概与风雅格趣的气质。这在离别诗中实乃独树一帜也。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其词胜于诗，乃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其诗风犹如词风，清丽、细腻、凄婉。下面仅录几首绝句如次，共欣赏。
《秋日》
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
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春日》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泗水东城远望》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霁间。
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
诗中，月团，乃茶饼。瀹，泡茶或煮茶。花瓷，乃花瓷茶壶也。课楚词，检查所学之楚辞课业。楚词，即楚辞。轩，本古车前横木，诗词中借指窗牖。霁光，天晴后的阳光，霁，雨住天晴也。舳舻，借指船；舳，指船尾；舻，指船首。
北宋灭亡以后，赵构在临安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除了对鞑虏称臣纳币以外，仍屡遭侵掠。许多爱国仁人志士，纷纷组织义军抗敌，这大大鼓舞了爱国诗人。因此，南宋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爱国诗篇。其中尤以“南宋四大家”陆游、阳万里、范成大、尤袤为着。
陆游（1125~1210），字物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生存诗九千余首，以爱国诗篇为主，有《剑南诗稿》等。陆游的诗，语言朴素、通俗流畅，而诗情豪迈、气度非凡。有着一般诗人难能达到的境界，这与他一生满腔爱国热忱不无关联。以下我们欣赏陆游的几首佳作：
《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宾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仲伯间。
此乃陆游六十四岁作品，上半写作者青壮时期的壮志，曾想“楼船夜渡瓜州，铁马北上大散关（位今陕西宝鸡西南）”杀敌报国。下半写自己年事已老，且对朝廷消极抗战，大失所望。故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宾已先斑”的感叹，因而发出“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仲伯间”的呼号。他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则进一步道出了他对朝廷的失望和无奈：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陆游的爱国热忱，至死不渝。这在他的《示儿》一诗中可见：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诗以构思新颖奇巧、语言明快流畅而自成一体。杨万里写诗技巧有“活法”之说，实则为不拘一格、灵巧善变为宗旨的写法。杨万里的诗，既有宏旷之作（（《过扬子江》）），又有细密之作（《插秧歌》），既有闲逸情调（《闲居初夏午睡起》），又有凄悲之意境（《初入淮河四绝句》其四）。读者可以从以下例诗中领略其粹。先看（《过扬子江》：
只有清霜冻太空，更无半点荻花风。
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
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
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
该诗境界宏旷，气势雄健，怀古伤今，最后，以汲水煎茶来反衬个人无力回天的无奈与悲伤。再看《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该诗以亲切的语调、灵动的笔力，对插秧季节一家老小全体出动插秧的繁忙景象，刻画得精细入微，表现出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爱戴与赞颂。再读《闲居初夏午睡起》：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该诗堪称闲逸清雅之作。写这类诗必须有一份静气平和的心态，才能捕捉到如此清雅的画面。最后看一下杨万里的爱国诗篇《初入淮河四绝句》其四：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
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中原父老莫空谈”乃正话反说，实意是“莫对中原父老空谈恢复中原了”。“逢着王人诉不堪”写出了中原遗民对故朝来的人（王人），诉不完在异族人统治下的苦难和对故朝的怀思。“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这里是说，虽然归鸿不会说话，却每年都能回归故朝。此诗无情地讥讽了南宋小王朝的无能和苟且偷安的卑贱行为。杨万里的爱国诗虽然不如陆游的爱国诗悲壮悒然，但亦别具一格，令人称快。
除了“南宋四大家”，尚有“江湖诗派”领袖人物刘克庄和以爱国诗篇著称的文天祥，亦为南宋诗坛不可不提的人物。此处，就不再一一绍介了。
以上便是诗歌发展的源、流、潮三大阶段，唐代诗歌可谓登峰造极，乃一高潮汹涌的时期，宋诗至苏轼可谓高潮再起，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已经没有唐代的雄风劲势了。至于唐代兴起的歌乐文学——词，宋代则是其发展的高潮时期。词的起、兴、臻、盛则另章单论。
标签： 温柔到爆的神仙句子配图
